編按：本文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解開香港青年人難向上流動的迷思〉。
縱使香港近幾年失業率低及經濟財政狀況平穩，青年人近十年面對一連串的自身困難包括教育、就業、置業、創業及向上流動等，怨氣似有增無減。另外，加上對一連串社會現象如樓價高企、貧富懸殊、政治紛爭、陸港矛盾、資源與政經權力分配不公等的加劇，這些矛盾和怨氣在2014年秋政改佔領事件激化突顯出來。
特區政府於佔領事件後亦承認青年政策及向上流動出現問題，需要重新檢討和回應年輕人訴求。在2015年的《施政報告》更提出多項短期支援措施作回應，包括設立青年發展基金協助青年人創業的措施。但也有不少人認為港府對現今青年議題的理解已過時，甚至錯判青年人的想法，未斷症就落藥，其實未完全了解他們所需。單靠甜頭也未能滿足青年期望或改變未來主人翁的心態，也無助化解社會矛盾。他們相信現今青年人不只要求更多流動機會改善生活，更關心民主、公義和公平性等一些非物質核心價值的追求。
但不論政改最終結果為何，我們不可以只追求政治理想而放下其他當前政策制度與個人自身的追求。事實上，根據中大亞太研究所在2014年底的調查，最多年輕人表示期望《施政報告》會優先處理房屋規劃範疇佔45%，其次才是政管及管治（24%）和民生及福利（13.2%）、經濟發展（5.4%）。
雖非問題的全部，青年人流動仍是大眾較關心的一個問題。近年來，很多人認為年輕人的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即在社會經濟地位或職業階層上的轉變）減慢了。相反，也有一些創業家相信現今年輕人擁有的機會仍大過三、四十年前。這些爭論只反映片面或表面徵狀，未能指出整體實際流動水平、改變及因由。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有系統地分析，以提升青年人流動和減少流動不足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客觀數據五成呈停滯 基層家庭輸起跑
香港屬於高平均個人年收入（25,000美元）但高度貧富懸殊的社會（堅尼系數已達到5.3），官方數據更顯示兩極擴大的趨勢。香港中高層就業人士十年來的收入流動變化減少，近五年來的情況更差。以收入分布及相對貧窮人口比例來看，一些近期統計分析反映向上流動的機會或能力沒有明顯改善。但收入差距與社會流動不一定是直線關係。
2014年底立法會研究報告指，經理及行政人員級職位二十年間增長不足5%，由1991年13%升至2011年18%。同期輔助級經理人員比例不斷上升，青年人更集中擔任該類職位。而青年從事工資較低的服務與銷售工作不斷上升，由1991年的21%增至2011年34%。
根據香港科大吳曉剛幾年前發表的研究，相對「第四代」（即在1976年至1990年間出生）受訪者目前的職位與14歲時其父親的職位比較，整體向上流佔六成七，停滯佔百分之八，及向下流佔兩成四。結果證實隔代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大多為向上流。相對「第四代」受訪者目前的職位與自己的第一份工，研究發現整體向上流佔兩成八，停滯佔五成，而向下流佔兩成二。
在停滯方面，「第四代」佔四個年代的六成三，而向上流（兩成一）及向下流（一成五）均比其他世代為低。由此證明香港「第四代」呈現同代流動（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停滯不升的明顯趨勢，但向下流（包括同代及隔代）卻沒有增加。香港年輕人流動情況並不像很多人所說的那麼差。吳的迴歸分析結果也發現，教育程度較高及家境較富裕與成為中產階層有顯著正相關，證明個人出身確實能影響其向上流動機會，並非真的人人平等。
主觀感受七成半停滯 但仍信個人努力
客觀定量的社會流動數據與個人主觀感受可能不一樣，主觀感受調查可了解青年人認為向上流動的機會有多少困難。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於2011年中的研究發現五成二的受訪者認為目前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並不足夠，另外有六成五人認為流動機會比起14年前差了。
筆者在2010年底參與專資會的意見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只有約半成「第四代」受訪者在過去五年覺得自己有向上流動，有七成半認為停滯，而有約兩成感到經歷向下社會流動。再次證實下向社會流動沒有成為普遍現象。
「其他世代」受訪者比「第四代」受訪者對社會流動機會的看法較正面。這些主觀感覺結果與上述的客觀數據有差異，前者發現第四代流動停滯的比例比後者高出約兩成半，但向下流比例卻相若。四分之三年輕人感到流動停滯，因而引起了負面情緒是可以明白的。
「第四代」受訪者認為自己未能向上流動的原因依次為「學歷低」（52%）、「香港經濟唔好」（39%）、「政府政策失誤」（33%）、「我唔夠努力」（33%）、「缺乏相關經驗」（26%）、「家庭背景唔好」（17%）、「上層職位唔多」（17%）、「運氣唔好」（14%）、「人事關係唔好」（14%）、「缺乏社會網絡」（13%）及「高層退休無期」（2%）等。
約三分之二的「第四代」受訪者同意讀大學或持續進修可以提高自己的向上流動機會，逾四分三也同意「個人努力及其他後天因素及比家庭背景更重要」。這個對家庭背境影響的主觀理解顯然與上述的客觀數據迴歸分析結果有差異。
調查顯示，大多「第四代」較少歸究於機會不足或不公，而只是認為自己未夠學歷、努力或經驗。約三分之二的受訪者仍認為香港是公平公正的地方、就業市場開放，及香港社會充滿機遇。雖然大部分年輕人對向上流動的機會不表樂觀，但仍然積極面對，願意持續進修以提高學歷，保持「每人皆有機會向上爬」的主觀觀感。這與傳媒的一般報導只強調政府政策失誤與青年抱怨上位機會減少，明顯不同。亦證明香港大多年輕人並非想像中那麼負面，只顧埋怨客觀環境，而仍相信個人努力與表現會改變命運。至於政改爭拗風波有否改受變青年人這些看法，仍有待分析。
流動性受制環球趨勢 需提升個人能力
流動停滯的部分根由，是由於一些世界大趨勢而不可避免（如環球一體化、網絡化、經濟結構轉型、財富分配不均、高等教育普及化、及M型社會出現）。有部分是周期性經濟因素，自97後本地經濟增長一直放緩，僅為78至96年間的一半。經濟繁榮為人們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同時也促進了社會流動。相反地，當經濟成熟及增長放緩時，競爭自然較大，令向上流機會減少。過去六年香港受到環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短期的經濟上落可能是導致過半停滯及兩成向下流的主因之一，而低技術工人更首當其衝。
過去政府一直增加入讀大專人數的比例，從96年的18.5%上升至近年的40%。教育對提升個人競爭力與流動仍有一定的幫助，學士學位是很多職位的入場券，其後成就很倚賴個人的修為與表現。較高學歷也有助減少向下流動的風險。但增加學士學額也等於增加畢業後的職位競爭，擁有大學學位不一定很快能找到適合或好職位，特別當經濟增長放緩時。換句話說社會流動機會供應本身並非單方面由勞動質素或供應所決定。當然，唸大學不是單為了找工作和入息，而是為個人未來一生過着有意義快樂生活作準備。
在青年流動問題上，也有個人的因素，包括年輕人自身的不足（如欠缺獨立、溝通、自學、解難、創新、人際關係、團隊合作、全球視野、國家認識、抗逆及自信等核心能力），或理想過大不夠實際。更有部分原因是很多家庭的縱容與學校教育的落後偏差，未能令青年人裝備應有的態度與核心能力。上一代的人對下一代人的特質表現應負上一定的責任。
再者，在全球化趨勢下，新一代青年不僅面對本地競爭對手，更面臨全球競爭對手。提高競爭力與自信不單是提高個人專業知識，更要重視「深層學習」和培養個人的21世紀可轉移核心能力。學校及青年組織應致力協助年輕人進一步自我裝備。
政府政策改革可舒緩 應確保公平機會
在促進社會向上流動，我們需要多聆聽和了解年輕人的擔憂，也需要公共政策措施、家庭及院校教育改革作對應。在公共政策與制度方面，有不少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如經濟單一化、欠缺土地發展令樓價飆升）而需較長期方案來解決，但也有部分是與現屆政府的政策表現和官民溝通信任有關。當然也有部分是政治因素，非本港社會可單獨短期內自行解決。公共政策可以舒緩，但很難短期內改變流動停滯的環球趨勢。
筆者認為不可單要青年人講求「獅子山精神」，政府有責任在各政策範疇上加強支援，包括改善教育機會與素質、協助就業創業、和增加交流、培訓與實習機會。但政府最重要的責任在於提供有利社會經濟平穩發展的條件，從而給年輕人一個得以靠自身努力來向上游的公平大環境。
一些政策與制度的失誤造成不同階層的教育機會不一樣，例如政府對進修夜中學及大部分自資學士課程的人不給予資助，對有意進修者設置障礙。我們的着眼點應是在於平等的教育機會。
雖有不少挑戰，新一代年輕人有的機遇，仍比以前的人更多。時下年輕人不論在教育水平、知識面、視野和體魄方面都比上一代的優勝，年輕人應抓機會。年輕人應改變自己的態度和相信自己。正如馬雲所說:「若能改變自己，世界就會改變。」
這一代的客觀環境確實有很大變化，所以制定青年政策時，不能夠強將上一代的經驗或價值觀加諸於新一代身上，也絕不能說：「一代不如一代」。現今不少基層憑着努力及拚搏精神仍取得驕人成就，繼續造出一個又一個典型的成功故事。換句話說，機會是留給已準備好的人。相反，凡事怪罪政府或制度，或要求政府樣樣出手干預，並不可以真正解決問題，反而會令社會真的「向下流」。
只有年輕人成長，香港才可以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