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近年隨着創新科技發展，金融科技領域亦蓬勃發展。香港大學嘉里基金法學教授、港大──渣打慈善基金金融科技學院副總監Douglas Arner在5月21日的「港大抗疫」直播節目中，分享新冠肺炎對金融科技的影響，以及數碼金融對疫情後經濟復蘇扮演的重要角色。
Arner教授專注研究經濟與金融法律、規管與發展。他在香港大學領導開設的亞洲首個金融科技MOOC，（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於2018年推出，至今已有超過65000人修讀。
是次直播由紐約石溪大學客座教授 Sree Sreenivasan 主持。Sree 教授在美國紐約透過#HKUCovid19 標籤，蒐集來自本港、中國內地、美國、澳洲、菲律賓、日本、印度、波蘭、意大利、以色列以至全球各地的提問。
訪問原文：https://www.facebook.com/100HKU/videos/651163642099588/
市場加速數碼轉型
Q：金融科技是什麼？你能給我們一些實例嗎？
A：每個人對金融科技的定義都不相同。我認為金融科技是金融業的應用科技，特別是資訊科技。過去30年，數碼金融（digital finance）經歷多方轉型，直到2020年初的這次危機，我們大部分人已生活在數碼金融的系統中。我們可從四個方面看金融及數碼金融在這場危機的重要角色。
首先是發達國家市場（developed markets）的長期數碼轉型，現時美國和歐洲等成熟市場中，超過六成至八成的股票和證券交易都以電腦進行，外匯交易也是透過網絡實現金錢的流動，只有少量現金流通。
初創公司不斷湧現
第二方面是初創公司。當人們提到金融科技，很多時候指的是挑戰傳統金融企業的金融科技類初創公司。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初創公司不斷湧現，例如「借貸俱樂部」（Lending Club），以及各式各樣的小型公司，但其實這類公司也不一定是新的。例如PayPal，它在90年代成立時是金融科技初創公司，如今它已經是支付領域的巨頭。彭博（Bloomberg）在許多方面可以說是典型金融科技初創企業，米高彭博（Michael Bloomberg）當時在投資銀行所羅門兄弟（Salomon Brothers）工作，後來自己創業，想到建立一個安全電子通訊系統。利用所羅門兄弟的投資，他成立了初創企業經營該系統，如今它已經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資訊服務企業。這就是金融科技、初創公司。
科企拓展金融業務
第三方面和發展中國家有關。中國在過去10年，經歷了全世界史無前例的最迅速、全面的數碼金融轉型。
第四方面，就是大規模的科技公司逐漸進入金融服務領域，並在改變這個領域的模式。例如美國的亞馬遜、中國阿里巴巴集團的螞蟻金服，此次疫情危機下，這些轉變加速了。當我們提及金融科技，我們應想到科技和它改變金融模式的影響力。
Q：新冠肺炎對經濟及公共衛生都有重大影響。你如何看待兩者的平衡？
A；過去25年，我都在研究金融危機。若將2008年的金融海嘯與現在比較，最大的分別是2008年的是一場金融危機，當時是因為金融系統出現了問題，危機蔓延至美國實體經濟，繼而震盪全球。我認為今天的危機並不相同，它不是金融問題，而是關乎健康的危機，但它對公共衛生和人的衝擊直接影響了經濟，繼而影響了金融系統。當我們思考如何處理此次危機時，一個重要的方面是金融系統的應對，要確保金融基礎建設不會崩潰，也盡量讓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有足夠資金。
加速電子商務發展
Q：新冠肺炎如何影響金融科技？
A：這次危機的緣起不是金融問題，但金融卻有很重要的角色。首先，雖然股市和債券市場出現了波動，但市場仍然保持正常運作。我認為這個情況歸功於美國911事件及2008年金融海嘯後，許多人努力改善金融服務的監管，所以好消息是這次的危機還不至於發展成為金融危機。可是，當我們要處理當前危機的各方面時，金融特別是數碼金融是核心問題。當我們談論全球主要經濟體時，我們會想到中國、歐美等國限制人口流動的情況。
在這種生活狀態下，電子商務、電子支付系統，以及娛樂、通訊服務等成為了公眾生活的重要部分。這一切令發達國家可以延長封城時間。電子金融也在疫情中成為主要的增長領域。新冠肺炎在全球最主要的影響之一，就是加快了數碼化的發展。隨着它的持續發展，它也將在疫後成為其中一個主要挑戰。在應對危機的背景下，這確實平衡了科網巨頭和數碼金融在疫情中扮演角色的需求，以及對這些公司的角色的潛在擔憂，尤其是這場危機中產生的數據。
Q：金融科技如何幫助香港復蘇經濟？
A：過去20年，香港成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是中國與世界的橋樑。主要金融中心自然也是科技企業集中地。但香港的金融科技與內地非常不同，也與海外的不同。現時，香港的金融科技集中在批發市場。我認為香港未來能扮演的更重要角色，是作為內地科網巨頭及金融服務公司和世界接軌的橋樑。從香港的角度看，金融科技是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的未來核心。但我覺得香港發展要面對的最大的難題之一是解除封關的過程。大眾如何進出香港？
Q：在疫情過後的經濟復蘇時期，我們如何確保面向客戶的金融科技公司的行為負責任呢？
我認為有兩項重點：首先，我們已經考慮到亞太和歐洲疫後的發展，而數碼金融將扮演重要角色；其次，更重要的是，科網巨頭及數碼科技在社會進步中扮演的角色。
金融系統趨更便宜
社會逐漸恢復正常時，情況將有所轉變，而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公眾的生活會否快速回復正常。在亞洲，我觀察到的是，大家都想迅速回復正常，但事實上，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令這種期望難以實現。金融領域的關鍵問題是市場是否迅速回復正常？還是長期的結構性轉變？我認為隨着疫情持續，將會有更多結構性轉變，由流動性問題轉為償付能力問題。以航空公司作例子，若果疫苗很快研發成功，大家重新乘搭飛機，公司便重回正軌。但看來不太可能。如果我們看旅遊業的結構性轉變，航空公司可能要改變經營模式，他們可能無法償還債務，而投資者也無法取回資金。
當我們看長期結構性發展時，關鍵是如何利用數碼金融更好地引導資金幫助經濟增長，當中大部分是讓金融系統更便宜，以製造新的商機。這些基礎建設包括線上付款系統、中央銀行數碼貨幣。這就帶我們到第二個問題：社會繼續發展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我們如何處理數碼化產品？如何平衡那些有可能減慢進度或引致不平等的事及其所帶來的好處？畢竟，我們在討論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網絡效應其中一個元素是勝者全取，意旨某人會擁有全部，而其他人則什麼都沒有。從公平原則看，這是個基本問題。所以我認為數碼金融開始扮演重要角色，不只是處理即時的影響，而是如何重組及推動經濟。在面對疫情方面，我們依賴科技公司的作為，會因為我們需要數據、以及數據集中而帶來問題。
基建不足仍可普及科技
Q：缺乏數碼基建和金融普及（financial inclusion）程度不高的發展中國家，應當如何發展金融科技呢？
A：雖然一些國家資源不足，但只要經過慎重考慮，仍然可以將這些資源投資在一些系統上，例如電子身份證系統。印度的Aadhaar系統在過去10年間給13億國民發出生物識別身份編號。可見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下，發展中國家仍然可發展改變生活的技術。基礎建設不僅帶來普及化的金融服務，從更廣義的角度來看，更是一種可持續發展。
同理，對於上網的「數碼鴻溝」，互聯網的普及非常迅速，現在無論我們到什麼地方，大家都會用手機，而且愈來愈多人用智能手機，即便在沙漠中也是。我認為，容易購買平價智能手機是革命性的改變，例如印度最大的電訊公司Jio，不是以賣手機或者綁定合約的月費獲利，而是靠售賣數據及輔助服務。這種大規模低價的方式吸引了大量的人使用，這就是利用基礎系統降低成本，製造巨大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