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以來，研究抽籤與民主關係的著述日漸增多，有關理論也日趨成熟。在實踐領域，抽籤作為一種政治運作形式，正在日益普遍地登堂入室，成為民主運作機制中的一個新手段。去年10月，法國創立公民氣候會議，其150個成員全部由抽籤產生。這一公民會議的全部工作是在為期6個月的會期裏，討論如何解決法國在2030年之前將溫室氣體排放至少減少40%，並提出達到這一目標的具體方案。總統馬克龍承諾，到2020年4月公民氣候會議提出方案之後，政府對方案擬定三種處理方式：1.交由議會表決；2.付諸公民投票；3.政府照章執行。在此之前，在世界各地的民主程序中，抽籤都有不同程度的實施。但此次公民氣候會議的成立，將減排這種涉及到社會各方重大利益的決策交給一個由抽籤隨機選出的機構決定，無疑是法國在抽籤民主方式上邁出的一大步。
在當今社會，除去宗教占卜等活動，抽籤的應用實際上是甚為普遍的。體育賽事的編排，遊戲角色的扮演，購買彩票乃至服兵役等，為了公平，經常會用抽籤的辦法決定。在政治領域，在當代民主制度中啓用抽籤雖然是一個新現象，但是抽籤對於民主來說並不陌生。從古代雅典城邦到中世紀意大利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商業共和國的民主運作，抽籤都佔有重要位置。有鑑於此，有人甚至認為古代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和抽籤程序要比現代民主制度更為優越。從一種意義上說，這一說法並不錯。古代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的特點就是直接民主，其最高權力機構是公民大會，全體城邦擁有公民身份的自由人都有權參加。公民大會休會期間，權力執行機構500人議事會和最高司法機構人民法庭成員是由抽籤決定的。通過隨機抽籤從全體民眾中選出政權領導人具有強大的代表性。同時，通過抽籤，理論上人人都可以輪流成為管理和被管理者，這也保證了民主的公平性。
只有瑞士最接近直接民主
不過，如果由此得出結論，近代以來歐美實行的民主代議制應該讓位於古代的直接民主那就大錯特錯了。排除雅典城邦有公民與奴隸之分的歷史因素，古代的直接民主是根本無法直接嫁接到現代社會的。在今天的民主國家中，只有小國瑞士是最接近直接民主的。瑞士公民可以通過公投否決議會決策，但議會仍然通過選舉產生。即是說，即使在一個只有800萬人口的瑞士，也無法實行完全的直接民主。近代自由主義思想家從洛克到盧梭正是找到了通過選舉建立間接民主的方案，才使得近代民主制度能夠在歐美首先立足。公民通過選舉選出自己的代理人，並授權代理人代表他們行使國家權力，而選舉又是以政黨提出不同治國政綱競爭而完成的，這即是精英民主或政黨民主。今天，在民粹主義泛濫的歐美社會，精英治國或曰精英政治似乎正在成為一個貶義詞，而這一指責又為極權專制利用來否定現代民主。實際上選民通過選舉選出的政治精英具有不可替代的合法性。一句話，沒有選舉就沒有現代民主。
不過，既然選舉是現代民主的基石，為何現在歐美又會重啓抽籤這一政治程序呢？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得從分析民主的現狀入手。冷戰結束以來，民主日益受到新形勢的挑戰。這一挑戰源於幾個層面。首先，現代民主代議制的基礎是政治多元，政黨競爭。只有將不同的治國政綱呈現於選民之前，選民才有所選擇。這一基礎設計存在一種內在的張力，既是民主政治的活力所在，也是民主的不穩定的源泉。冷戰結束後的民主社會左右意識形態分歧日漸趨同，極左與極右翼的民粹主義空間擴大，造成了當今政黨政治基礎縮小和弱化，民主政體不穩定因素加大。同時，在社交媒體與自媒體時代，信息爆炸與信息碎片化的矛盾既給民主體制提出了全新的課題，也使得政治信任缺失，社會治理變得更為複雜。另外，經濟的全球化及經濟在社會生活中比重的上升以及地球面對的空前生態危機都給傳統的代議制提出了嚴峻的新課題。整體上，民主的危機表現為政治凝聚力減弱，社會衝突變得難以規範和調和，選民投票意願低下，對傳統政黨缺乏認同感，社會輿論分化而互動減弱等等。
抽籤只是選舉的一種補充
為回應民主危機，一個較為普遍的共識是需要擴大政黨民主的代表性。抽籤因而被提上了政治日程。按照巴黎政治學院教授德拉諾瓦（Gil Delannoi）在其新書《抽籤──如何使用》裏的分類，民主代表性可以分為積極代表性與鏡像代表性（présentation descriptive）兩種。通過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議會代表，具有公認的駕馭公共事務的能力，以其知識、能力、遠見卓識來維護選民利益，是為積極代表；鏡像性代表是如通過抽籤選出來的代表，他們不具有選舉合法性，但按照抽籤設計的中立性和科學性，保證參與者的機會均等。以上述法國公民氣候會議為例，其150個成員是依照各項標準：界別、社團、地緣、性別、年齡等按比例從25萬人中抽籤產生的，形同一個微型法國，因而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不過，正如德拉諾瓦教授指出的，抽籤只是選舉的一種補充，不能取代選舉。同時，沒有選舉的抽籤，也可以為獨裁者所用，有否選舉決定現代民主的真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