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前中委、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蔡耀昌接受本社專訪。上文提及，因為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部分食肆涉嫌歧視內地人，蔡耀昌遭到民主黨黨內人士反對，主動辭去民主黨內職務，但表示不會退黨，亦未有計劃參加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下文蔡耀昌談及對香港政制發展的看法和他的中國情懷。
記：記者 蔡：蔡耀昌
記：未來日子您是否仍然會留在民主黨內？
蔡：是，我仍然相信而且期望，民主黨在整個民主運動和香港的進步力量中能夠發揮作用，繼續捍衛一些基本的核心價值，例如人權的價值。
民陣不是政黨 工作緊扣人權
記：您如何評價民陣（民間人權陣線）？
蔡：民陣其實是一個鬆散的民間團體的組織，關注人權是其重要取向，但民陣不是一個政黨。我也是籌組民陣的其中一分子。2002年9月民陣成立，當時重要的是應對《基本法》23條立法的來臨，2003年，得到市民的支持，成功阻止了23條立法。過去十多年來，民陣在推進香港民主方面，包括組織七一大遊行到過去大半年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運動，民陣在連結民間社會和香港市民去爭取人權的工作上是繼續能夠發揮到相當作用的。到了今天，民陣在社會上不僅有知名度，亦有一定的認受性。我當然希望繼續成為民間組織的結連，繼續做好人權工作。
記：會不會感到民陣已經變質？發起遊行的召集人轉眼去了參選區議員。
蔡：我看不出民陣變了質；它始終緊扣着人權工作。至於什麼時候遊行，要因應當時的情況。不過，集會遊行不是獨家市場，如果市民不支持，參加人數自然減少。至於民陣的成員若有其他角色參與，包括參選，這當然是每個人的權利，我亦不覺得有問題。
民意漸行漸遠 政府責無旁貸
記：您覺得香港的政制發展，與特區政府和內地相關人士的溝通重要嗎？
蔡：我當然是一個希望（政制發展）進步，也希望用溫和、和平、理性的方法做事的人。過去是這樣，今日也一樣。任何的討論、溝通，若果能用和平的方法能夠改善整個制度，我相信大部分香港市民都希望見到。因此，任何方式的討論我們都不必迴避，但問題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怎樣跟香港人溝通，包括與民主派的聯繫。很明顯，我們見到過去10年，政府是愈趨強硬和愈趨僵化，甚至與民意的落差愈來愈大，所以，我認為更大的責任會在於政府，包括特區政府和北京政府。如何有效落實香港人認為的「一國兩制」，落實北京政府曾經承諾給予港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雙普選」，這是關鍵。很明顯，到今天，北京政府仍然未能給予港人真正的信心保證。
政治寬容度減 更遜八十年代
記：現在跟內地溝通多嗎？
蔡：可能因為我參與「支聯會」工作的關係（蔡耀昌曾擔任支聯會副主席11年），多年來被內地政府視為「顛覆人士」，由1993年至2016年，23年沒有回鄉證，不能回內地。近年才再次獲發回鄉證，但與中國政府基本上沒有溝通，彼此的角色也不同。不過，過去幾年，我拿着回鄉證，也會回內地看看民間的情況，對整個社會環境也有了親身的接觸。我從學生時代已不僅關心香港的情況，也關心中國的情況；希望香港民主，也希望中國民主。在這個情況下，多了解中國也是必須的。
過去40年來，中國有不少的改變，尤其是經濟發展和物質進步，生活環境也顯得比以前自由，資訊流通也比從前多得多。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多年來中國仍然沒有民主，甚至政治的寬容度也比不上1980年代，即開放改革頭10年。最近7、8年，對於維權人士的打壓、網絡的監控，甚至維穩費的增加，都令人感到窒息。最近內地（新冠病毒）疫情的迅速發展，大家都看得到，如果我們的資訊是比較開放流通的話，「吹哨人」李文亮醫生等人的訊息能早些傳播，政府和民眾都能早些警覺，或許疫情不會發展到現時那麼嚴峻的程度。所以，我希望中國政府和民眾都能夠了解，維護人權和新聞自由，對整個社會都是好事。
北京對港政策 料有重大改變
記：中聯辦、港澳辦改組，北京對港政策有沒有新的變化？
蔡：港澳辦整體的權力明顯增大，意味着北京對港政策會有更全面和「着地」的轉變。如果從過去幾年中央的取態看這個轉變，包括去年底中共第十九屆四中全會的公布，可看到未來會朝着比較「硬」的方向走，加上港澳辦的改組，北京將會更加着力落實對其港政策。至於中聯辦的改組，由沒有香港經驗的駱惠寧出掌，如果他能夠公正處理問題，有機會能夠擺脫或改善過去香港人認為中聯辦「事事干預」，以及與香港工商界「利益糾纏太深」的印象，但這要視乎駱惠寧如何做，以及北京的政策是怎樣。另一方面，駱惠寧是正部級官員，做過省委書記，他的政治手腕和對民情的了解，理應較其前任更高明。我認為，中聯辦是「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理應聯絡香港各界，而不是干預香港事務，希望駱惠寧在這方面有所轉變。此外，他應該將香港情況迅速、有效、全面向北京反映。無論如何，未來的日子，港澳辦將更主力統籌中聯辦的角色和工作，尤其是落實四中全會的政策，會扮演更加主導的角色。
林鄭眼高手低 引發修例風波
記：怎樣評價特區政府過去幾年的工作表現？
蔡：總體的觀察是，林鄭月娥上任特首以來，也曾嘗試改善民生，與民主派的溝通也做過一些工夫，上任初期也有過一些成效。然而，始終香港累積的問題不少，加上林鄭應對政治問題判斷有所不足，當她面對北京對香港事務愈來愈深的介入，或許要對北京有所交代，便引發了2019年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風波。對許多香港人來說，林鄭在修例風波中的表現不合格，對於她繼續履行特首工作會有相當困難。因此，特首面對的不僅是民主派，而是要面對香港市民，重新令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恢復信心。
香港確實累積了許多深層次問題，無論在民生上，抑或在政治上，至今似乎要找到應對的方向也很困難。這並非林鄭一人能夠處理的局面。我希望北京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以至「雙普選」，能夠真正落實，才是改善局面的關鍵。
記：民主黨老、中、青結合是否理想，是否有青黃不接的現象？
蔡：民主黨第一代的領導人，已經成功地交棒給第二代，例如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有7人，除了涂謹申，其餘多是近年才進入立法會。至於正、副主席，第一代的資深黨友亦已退下。到今天，民主黨仍然是民主派最大的政治組織，雖然不能說完美，但民主黨的世代更替已有一定成果。不過，隨着環境轉變和民情變化，民主黨如何維繫基本的核心價值，尚要繼續努力。
（專訪蔡耀昌‧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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