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看青年面對挑戰的希望感

青少年踏入高中階段前後，需要經歷連串影響個人未來發展的改變，諸如選擇學術專業、應考公開試以求取資歷、決定中學畢業後出路，這些都使他們逐漸邁向成年人的世界。他們在這階段開始了解自我志向、萌生個人目標，同時要面對現實生活愈加複雜的限制和挑戰。部分能夠調適這種矛盾的青少年會建立人生的方向，對前景充滿希望，但部分未能應付的青少年會沮喪及放棄，更甚者是對未來感到絕望。

有關希望感的研究

關注青少年發展的早期研究普遍着眼於成長期間的心理和行為問題（例如壓力、情緒和精神病患、自殺及自毁行為等），並嘗試判定及防止相關的潛在風險因素（社經背景、性格特徵、朋輩影響、生命中的重要改變等），較少關注個體是如何正面面對挑戰。有見及此，正向心理學者提倡從人的心理情緒和素質着手，嘗試培養並發揮個體的優點或潛能，適應生命改變及挑戰，以達至個人成長（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希望感」（hope）是近年正向心理學中學者廣泛研究的一個心理素質（personal strength）。希望感不單是對美好事物如願發生的主觀期許（Snyder, 1994），亦是達成個人目標的「認知－動機」歷程（cognitive-motivational process），當中包含兩個元素：（1）認知層面，具較高希望感的人自覺能夠找到達成目標的行動途徑（pathway），並且在選擇途徑的過程中保持靈活，即使一種方式不奏效，亦能思考不同方法解決困難和達成目標；（2）動機層面，具較高希望感的人有持續向目標邁進的能動力（agency），即使遇上困難或挫折亦能自我激勵，解決問題。

過去20多年，希望感這項心理素質吸引了大量心理學、教育學、輔導學學者及工作者關注，其測量工具亦廣泛應用到相關性研究（correlational studies）之中。研究發現，希望感能預測個體的學術表現（Snyder et al., 2002）、運動表現（Curry, Snyder, Cook, Ruby, & Rehm, 1997）、精神健康（Marques, Pais-Ribeiro, & Lopez, 2009）和生活滿足感（Marques, Pais-Ribeiro, & Lopez, 2011），以及較低程度的抑鬱（Geffken et al., 2006）和焦慮情緒（Chang & DeSimone, 2001）；反之，具較低希望感的青少年傾向參與高風險的行為，例如暴力行為、濫藥和意外受創等（Bolland, 2003）。基於以上種種，學者普遍視希望感為青少年正向發展的預測因素（predictor）和保障因素（protective factor），認為培養青少年的希望感能協助他們迎接成長上的各樣挑戰。

香港青年人的希望感

為了解香港年青人的升就歷程和對將來的希望感，本中心於2017年6至8月進行了「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HKLSA）」第四期問卷調查，調查對象為1049名約20歲的青年人，他們均曾參加PISA 2012，並循不同途徑升學或就業，受訪期間為中學畢業後第三年。我們亦在同年4月，根據他們的升就途徑，以隨機抽樣方式邀請其中16名青年人進行聚焦小組訪談，從青年人自身的角度來闡釋他們的升就抉擇。以下我們分析這批青年人的希望感，以及希望感與個人背景及家庭因素的關係。

本研究採用Snyder et al.（1991）研發的「希望感量表」（Hope Scale）測量受訪青年人的希望感。受訪者按六點李克特量表（1=「十分不似我」，2=「不似我」，3=「頗不似我」，4=「頗似我」，5=「似我」，6=「十分似我」）對題項評分。

表一顯示量度希望感的八個題項的平均值。八個題項分為「行動途徑」和「能動力」兩個副量表，各題項的平均值均高於3.5，其中最高的是受訪者自覺「過去的經歷有助面對將來」（4.28），其次為「任何一個問題都有很多解決方法」（4.27）和「熱切追求自己的目標」（4.08）。這反映受訪青年人在生活上傾向有希望，在尋找解決困難方法上抱有正面想法。

影響青年人希望感的個人背景及家庭因素

上述結果顯示青年人的整體情況，然而，來自不同背景的青年人的希望感有否差別？本研究以希望感的兩個副量表──行動途徑及能動力──的因素分數（factor score）作為依變量（dependent variable），並以青年人的家長教育程度、家長職業類別及家庭教育資源，建立一個社經地位指標作為自變量（independent variable），使用線性迴歸（linear regression）模型分析背景因素對青年人希望感的影響。

表二顯示個人背景因素對希望感的影響。女生與男生在行動途徑方面有輕微但顯著的差異，女生低於男生約0.09個標準差，在能動力方面則沒有顯著差異。這可能顯示，女生雖與男生有相若的意志和決心去達成目標，但對於達成目標的方法和途徑，女生則沒有男生那樣有把握。而社經地位亦與青年人的希望感有顯著相關：社經地位每上升1個標準差，青年人感知的行動途徑便增加約0.09個標準差，能動力亦增加約0.12個標準差；反映社經地位高的青年人希望感傾向較強，社經地位低的青年人希望感則傾向較弱。

從以上看來，富爸媽的子女才能對將來有希望嗎？HKLSA第四期問卷亦有問及父母在情感上的支持（例如「當我遇到困難，父母會支持我」），受訪者按四點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同意」，4=「非常同意」）對四個題項評分。以該四個題項建立一個指標，加入線性迴歸模型內（表三）。結果發現父母在情感上的支持與青年人的希望感有顯著的正相關，而且比社經地位與希望感的相關度較強：父母在情感上的支持每上升1個標準差，青年人感知的行動途徑便增加約0.18個標準差，能動力亦增加約0.21個標準差。這顯示即使父母未必能提供豐富的經濟資源，若能多點鼓勵和支持青年人的升就選擇，已經足以對青年人的希望感帶來正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