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新型肺炎，打亂了全球的秩序，生產的秩序、生活的秩序、社會組織的秩序，一切幾乎都被顛倒了，人們在不同程度上出現焦慮、恐慌的情緒，同時對政府的決策與公布信息也產生懷疑，這個時候別有用心的人出來攪局，是「絕佳的時機」。疫情考驗政府的能力，也考驗人民的智慧。
疫情已經發生了兩個多月，人類對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認識，還不是十分充分，普通人不認識，專家在研判過程中，世衛組織也派專家到中國了解。湖北省政府官員沒有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導致至日前約1700人喪命，錯過了阻截病毒迅速傳播全國的機會，並且禍害全球，罄竹難書。國家衛健委沒有及時高調介入，指導湖北抗疫，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李文亮為救人殉職 當然是英雄
全國人民目前還處於不同程度的居家隔離，何時全面復工，疫情何時消散，仍然沒有確切的消息，思緒上的慌亂，可想而知。此時傳來李文亮醫生的死訊，一下子在人民心中炸開了鍋，指摘政府的種種不是，紛至沓來。
香港一名大學老師，對內地來的研究生學生做了一個民意調查，李文亮醫生是不是英雄？結果不同意的學生「竟然」多於同意的，雖然只是14：12的微弱多數，也令到這名香港老師錯愕。這個特定群體在特定的時間與環境中有這樣的反應，箇中原因不詳，但這是觀察輿論的一個很好角度。
李文亮醫生去年12月30日在社交媒體的醫生同學群發了一條信息，「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提醒大家注意，結果被警察傳訊，訓誡一番，而他繼續堅守崗位，卻從病人身上感染了病毒，2月7日終告不治。自從前一天晚上傳出李文亮在被搶救中，到凌晨證實死亡，社交媒體的關注點，幾乎都在這一事件上，然後不同人得出不同的結論，但一個新鮮的詞逐漸被更多的人引用，「吹哨人」。
Whistleblowing的做法在西方社會由來已久，簡單的定義是，一個人從內部得到一個被掩蓋的消息，而這消息是有關一個機構或者政府，做了對公眾造成傷害的錯事，吹哨人不惜可能遭到打擊報復，以內部方式上告或者向公眾揭穿秘密，如果吹哨人因而被懲罰，在公眾心目中會成為無私的烈士。
李文亮在社交媒體提醒朋友「確診了7例SARS」，是不是政府做了危害公眾的錯事而又隱瞞真相？事實是，12月27日，武漢中西醫結合醫院醫生已經上報了情况，國家衛健委專家組在12月31日已經抵達武漢調查。李文亮是眼科醫生，從同行中知悉有關情况，在小範圍的朋友群中發出提醒信息，而他逝世是因為他盡了醫生的責任救治病人，而非因為揭露「秘密」。
值得討論的是，警察對這樣的行為是否應該訓誡李文亮？今後是否應該立法保護專業人員在發布專業信息的言論自由？政府沒有掩蓋新型肺炎的事實，真正需要追究的是，國家衛健委當時調查所得，是否已經知道有人傳人的事實而隱瞞不公布？
至於李文亮是否英雄？作為一名醫生因救治病人殉職，當然是英雄。李文亮在嚴格意義上是不是吹哨人？也可以留作學術討論的題目。問題是普羅大眾對不同的事實和概念，混在一起做出並不嚴謹的結論。在任何社會，當新生事物出現，特別是信息混亂的情况下，出現這種心理狀態無可厚非，值得探討的是，有人，不管是國人還是外國人，利用這種混沌狀態，魚目混珠去蠱惑人心以達到政治目的。
香港至日前出現確診病例60宗，政府宣布將會派包機從日本郵輪接回330名港人，還在討論是否應該以及如何接回在湖北的約2000名港人。與此同時，政府要為可能出現更多的疑似感染人，準備足夠的檢疫中心。香港目前的情况，同樣有人心虛怯甚至慌亂，政府政策進退失據而在公眾心目中失去信心，這些特點，正好也是被人利用，蠱惑人心以達到政治目的。
檢疫中心無論選址在什麼地方，都會遭到該區市民的反對，這種NIMBY（not in my backyard/neighborhood）症候群的心理，不難理解，要求所有市民都為大局着想也是要求過高，關鍵是政府有沒有做好解釋和游說的工作。
政客利用普羅市民對病毒傳播途徑的有限認知及因而產生的恐慌心理，發動市民抗議行動在各區「遍地開花」，在9月份將舉行立法會選舉的背景下，不足為奇。但抗議人群舉起的標語，「政府無能 害死港人」，以及「光復香港」的旗幟，這才是值得關注的地方。
政府無能或許是很多人的共識，但「害死港人」是已經發生的事實嗎？是預告檢疫中心將會產生的必然後果嗎？「時代革命」所指的時代跟疫情有關嗎？這種毫無事實根據的政治口號，與市民的恐慌情緒交織在一起，所得出的結論以及因而在今後選舉中所採取的政治行動，這才是政客想達到的目的。
病毒無情，政客更無情，嗚呼哀哉。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