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如果是一個失敗城市，後面那個國家，又會有多成功？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對中國著名的論斷：這個國家長期顯示出靜態和停頓，最多只有量的累積，而無質的進步。
黑格爾沒有去過清代的中國，卻似能隔空把脈，看透一個他從未踏足的民族國家。
歐洲經歷過所謂黑暗時代，亦即中世紀，由羅馬帝國傾亡到文藝復興，不過1000年，即孕育出新的人文資本主義文明。
中國從秦始皇統一起到 19 世紀末，已2000餘年，始終未能在內部孕育出真正的社會革命。
農耕工具不變之下的小農經濟模式、帝皇專制，民間儒學造成中國讀書人的懦弱和保守，此三大元素，構成黑格爾論中國的所謂「長期停滯」。
雖然 20 世紀初，胡適的五四運動，將西方的自由民主帶到中國，但100年所謂的「艱辛摸索」，繞了一個大圈，到頭來中國現代的所謂智囊，又提出「威權主義」，亦即為他們百年來努力復辟本已推翻的帝制找借口，為背叛孫中山其實沒有多少資格聲稱的那種「革命」，提供新的理論。
20 年來許多識字分子，眼見歐美的議會民主衍生種種尖銳的分歧如婦解、大麻合法化、墮胎、同性戀婚姻等引起的爭論，如特朗普與佩洛西之勢不兩立，開心地拍着他們的小手跳躍歡呼：「你看，西方的民主也不行了，議會民主不能當飯吃，只會拖慢行政效率，中國又如何能照抄？」
為13億人口找回一個好皇帝
很好，中國不抄西方民主，只有托古復辟，在 21 世紀，為 13 億人口找回一個好皇帝。
眼前一場大瘟疫，就是考驗所謂威權主義的時機，也是這位新皇帝向世界大展身手、示範其如何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好機會。
但這張面向國際的試卷，是何成績，你問香港親中愛國的藍營分子，叫他們手按《毛語錄》發毒誓講真話，或問一問林鄭月娥，他們大多數都支吾以對，覺得很尷尬。
在世界上，由普京到金正恩，由特朗普到菲律賓的杜特爾特，都看出中國的體制陷入了進退不得的泥沼僵局。
香港的林鄭月娥，只是一齣前戲，在香港同場加映。
所謂帝國主義勢力一眼就看得出，好勝的林鄭，不是領袖材料，偏偏又要玩中國雜技，腳蹬水缸、竹竿頂碟子，連連失手，乒乒乓乓的打碎了一地。
中國皇帝在神隱或不行的時候，大陸民間的老百姓，莫不都寄望於朝中宰相。
如明代萬曆皇帝，是一個非常平庸的角色，只因為世襲登上了此一高位，不上朝十年，政府靠張居正一人維持。
明朝的政治環境無北宋中期的開放──那時宋神宗可以容納王安石的改革異見──明朝卻專制得多。但畢竟批評改革議政的異見逐漸公開化，而且成為當時士大夫階層的共識。
將倫理道德變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
萬曆五年，張居正喪父。根據明律規定，官員父母亡故，孝道第一，必須報告朝廷，居家守喪，請假不必上班。
張居正向「上面」報了，並無隱瞞，但見到國事危艱，希望能「破例」帶喪辦公治國。
在他本人的堅持之下，被批准帶喪繼續留在朝廷主持政務。張居正憑此一「改革」，鞏固了聲譽，趁機頒發新制。
第一條是「考成法」，改變各部門上呈下屬官員奏章時的拖拉作風。
第二項是「久任法」，希望延長地方官員任期，矯正官員替代如走馬燈、任期太短而向前任和下任推卸責任的弊病。
此兩項「改革」，在於強化政府辦公效率，固然切中時弊，但無法由政治法律體制之上，為暮氣沉沉的明朝帝國脫胎換骨。
然而張居正被朝中官員攻擊：孝道在中國倫理意識之中地位最高，一個人若能對父母克盡孝道，即必對國家朝廷忠誠。
張居正的父親 19 年在鄉間，未見兒子而老死。張居正居然不願回家守孝，此大悖孝道人情之舉，只能證明張居正將在京師中貪戀權位的個人利益，置於對父孝之上。由這種人來主持大政、改革制度，又怎會成功？
很明顯，人們攻擊張居正，並不以事論事，而是以一個「孝」字，將倫理道德變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
他們不理會張居正的措施會對百姓下情上達，有何好處，只會將功高震朝的張居正趁機拉下馬。
張居正改革未成，先引起黨爭，在士大夫階層引發了致命的分裂。此所謂「萬曆十五年」，在中國歷史上只是一個普通的數字，非常的平庸，與轟轟烈烈出現大變局的同期歐洲相比，中國又浪費了幾十年。
大量遺傳學上的病菌
美國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曾經寫過《萬曆十五年》，指出明代的萬曆一朝，顯示了中國政治文化非常沉悶的停滯感。即使沒有重大的天災和兵禍，那種不思上進、不求改革、安於現狀、一事無成的沉悶和滯緩，只是眼巴巴的坐等下一場危機的發生，此等中國政治心理特色，實在驚人。
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家，研究非洲和拉丁美洲，調查這些國家的歷史文化結構，了解為何貪污、自私、懶惰、停滯（stagnation），在這些國家的政治結構中根深柢固，而冠上「失敗國家」（Failed State）一詞。
美國「彭博」評論，將香港列為「有失敗國家特徵」的一個所謂國際城市。
這一點，顯然是指桑罵槐。前舖後居，中港連為一體。香港如果是一個失敗城市，後面那個國家，又會有多成功？從萬曆和張居正的關係，從遙遠的明朝，抽取一滴血來化驗，即可見大量遺傳學上的病菌。
原刊於CUP媒體，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