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引起全城恐慌，絕大多數港人對政府的應變不滿，對林鄭月娥與一眾高官的唾罵不絶於耳。在港人心目中，特區政府是一個N無政府：無心、無德、無能、無恥⋯⋯
不過，林鄭卻是一派唾駡儘管唾罵、特首我自為之的模樣。相信她和一眾高官自我催眠的劇本是這樣：政府已經盡力對抗疫症，對策合情合理，平衡多種考慮。例如封關，政府已經「大量」減少內地人士進入香港，但兩地關係密切、來往頻繁，全面封關影響太大。當年「沙士」肆虐，香港可不是也沒有封關嘛。又例如口罩，政府必須尊重自由市場的運作，不應擾亂供應或者管制價格。「沙士」當年政府也沒有為市民提供口罩啊。只要市民不作恐慌性搶購，市場供求就會穩定下來。如果真的暫時沒有口罩用，市民不外出便成，反正口罩並不能提供十足保護，有口罩並不等如不會感染。總的而言，市民在處於過度恐慌的狀態下又不信任政府，很多對政府的要求並非理性。例如醫護人員搞罷工，就是因為「感染」了過去八個月的暴亂心理，是過激的表現。
香港人恐慌完全符合理性
香港人確實恐慌，也可能是過度恐慌，但這種恐慌完全符合理性，而這種理性正是危機應變所須。香港人的恐慌有兩個非常理性的考慮，一是因為對新型冠狀病毒並無足夠認知所引起的恐慌，另一是對北京和特區政府不信任所引起的恐慌。兩個考慮加起來引致大恐慌，完全理性。
香港人並非無知，我們有「沙士」的慘痛經驗，知道新病毒所可能帶來的可怕後果。現在單從表面數據看，武漢肺炎的致命率似乎低於「沙士」，但是現在才是疫症初期，最後結果誰知道呢？現在已經知道的反而是這一隻新型冠狀病毒傳播速度比「沙士」快，因為可能有很多隱形播毒者。到最後就算死亡率不像「沙士」那麼高（但起碼到現在為止的數據是遠比流感高），但因為感染人數多，仍會有大量人間悲劇，社會蒙受重大捐失。
在危機當中，如果對風險背後的因素認知不足，千萬不要信那些只是依靠舊經驗的理性分析，即管這些分析來自什麼專家權威也不足信。如果我們不能接受失去一條人命、認為每一個人的健康都重要，就必須「過猶不及」地應對疫症，這是危機應變的基本法。可是林鄭政府堅拒過度回應，只肯以「適度」的對策抗疫，理性的香港人怎會收貨？
香港人不信任北京和特區政府，也不只是由於恐慌引起的情緒反應，而是因為這兩個政府往績太差，長期謊言治國、治港。平情而論，應該反過來説：是政府的不可信成為市民恐慌的社會基礎，而這是基於理性，並非情緒。政府為其政策所提供的種種辯解，都可以是假的，都不足信。
奴才的理性
香港人恐慌有理，基於大恐慌而向政府施加巨大政治壓力，更是合情合理。林鄭政府及其護航者聲稱政策只是基於理性而不考慮政治，其實才是玩弄政治，把自己變成理性化身，反控受害人（港人）是加害者。但如果我們拉闊畫面，也得承認林鄭政府不無理性，只不過這種理性是奴才的理性。
奴才的理性就是首先考慮主子怎麼想。到了今天，香港人都應該明白，林鄭的主子一定不是香港人，我們怎樣呼叫、怒吼、咒罵，對她來說都不是太重要。對她來說，最重要的是她的主子習近平怎麼想。
那麼習近平對香港防疫怎麼想呢？我們不知道，恐怕林鄭也不知道，很大可能習自己也不知道，因為他要理的事多着哩。中國大陸因武漢肺炎死亡的病人遠超200（至2月1日數據），確診個案過萬宗。香港至今只不過十多宗確診，一個也沒有死。你們香港人這麼緊張幹嘛，太身驕肉貴一點了吧！
如果不知道主子怎麼想，那奴才應該怎麼辦？理性的考慮就是步步為營，有所作為，但切勿過界，另外就是觀察其他「奴才」怎麼做。譬如湖北、武漢自己都封了關，那麼香港對湖北封關應該問題不大。中國大陸的主要城市好像還沒有對其他地方封關，香港做領頭兵就不太適合。何況香港有大量來自內地的訪客是有背景人士：高幹、高幹子女、國企民企巨頭、億萬富豪、富二代、傳媒和網絡紅人等等。不容許他們自由出入香港，對奴才地位可構成巨大風險。就算最後主子同意封關，也必須預留時間讓這些人士作好安排。武漢封城前已經有五百萬人逃出武漢，這會是偶然嗎？武漢市長最後可能還是要丟官，但如果不讓需要走的人先走才封城，其下場可能更慘。奴才有他們的理性和智慧，非我們一般人所能明白。
香港人恐慌的理性與林鄭奴才的理性是平行時空，大家都難以用道理說服對方，剩下來的是政治角力。抗疫是去年反修例抗爭運動的延伸戰場。在這一個戰場，林鄭更不得人心，香港人更應該守望相助。我們會在磨難中成長，不單能夠擊退病毒，更能夠抵抗一個奴才思維的政府。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資深的公共事務顧問、政策分析員和傳訊專才。
從事時事評論近40年，工作經驗包括新聞工作、經濟研究和工業管理。
在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及在香港大學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他曾出版多本關於香港和中國政治的著作。
於2005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於2004年獲頒香港公開大學榮譽院士及於1990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