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英國上映了一部名為Darkest Hour(香港譯《黑暗對峙》,台灣譯《最黑暗的時刻》)的戰爭電影。該片的背景設定在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歐各國在納粹德國進攻下淪陷,英國孤立無援下,剛上任的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面臨兩難的抉擇,他必須在與納粹德國求和或領導英國力抗德國之間作出選擇。
邱吉爾作出了正確的選擇,否則也不會有後來被人們所稱頌的邱吉爾了。不過,崇尚自由的英國人的確不喜歡邱吉爾這樣的政治強人。反法西斯戰爭一勝利,邱吉爾使命也完成了,就很快被趕下台。
今天,當英國面臨深刻的脫歐危機的時候,人們再次呼籲邱吉爾的重現。法國《回聲報》(Les Echos)今年1月16日發表該報金融與市場部主編紀堯姆·莫讓(Guillaume Maujean)一篇題為《邱吉爾醒醒吧,他們都瘋了!》的文章。文章稱,英國對於歐洲問題的紛爭由來已久,但脫歐過程的曲折已經讓英國整個政治階層都名譽掃地。
作為議會民主之母的英國如何發展到了這種地步?在距離最後期限只有數周之際,英國是如何陷入這樣的局勢當中,導致無人能說這個國家將如何離開歐盟?一場混亂的會議,投票結果讓首相遭受了歷史性的、恥辱的失敗,卻得到了支持與反對退歐雙方議員的一致歡迎。邱吉爾快醒醒,他們全都瘋了!
眼下英國的局勢比莫讓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顯然更為糟糕了。文翠珊黯然下台,被激進的鮑里斯·約翰遜所取代。約翰遜也的確很想扮演邱吉爾那樣的角色,一上台就組成了意在「百日脫歐」的「戰時內閣」(仿效邱吉爾的「戰時內閣」)。「一切為了脫歐」成為其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政治目標。
為此,他還破天荒地宣布暫停議會。英國的柔性憲政一直被視為民主的典範,但民粹政治一崛起,很容易滑向一場憲政危機。嚴酷的現實使得人們深刻質疑這位被稱之為英國的「特朗普」的政治人物,能夠像當年的邱吉爾那樣帶領英國擺脫目前的「至暗時刻」而走向光明嗎?儘管前途未卜,約翰遜所帶給英國人民和整個世界的不確定性,至少要比當年邱吉爾能夠帶領英國打敗德國高數百倍。
英國或走向更為黑暗時代
如果約翰遜的「脫歐」決心如他迄今所表述那樣的堅定,那麼對英國來說,只有兩種選擇,即有條件脫歐(「軟脫歐」)和無條件脫歐(「硬脫歐」)。但無論是哪一種,都會給英國帶來更為深刻的災難,走向一個更為黑暗的時代。如果是「軟脫歐」,那麼一場經濟(金融)危機不可避免;但如果是「硬脫歐」,那麼不僅英國本身能否維持一個統一的國家會成為大問題,歐洲的局勢(即英國和其他德、法等大國的關係)更有可能回到二戰之前的局面。
無論是經濟問題的惡化還是歐洲地緣政治問題的惡化,英國和歐洲國家之間的互相怨恨會再次浮上台面,而愈來愈沒有政治責任感的政治人物則會利用,甚至動員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為自己圖謀私利,不斷惡化局勢。至少就英國內部來說,由於政治人物的操縱,民眾對歐盟的怨恨情緒不時地顯現出來。
邱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或者說,民主是最好的制度。那麼,人們必須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這個「最好的制度」現在到底怎麼了?經驗地看,不僅英國,今天幾乎所有的主要民主國家(美國、法國、意大利等)都面臨這樣那樣的困境。
儘管每一個國家都有其「特殊性」,即面臨不同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具有不同的根源,但無論是問題的產生還是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案,似乎都可指向同一個根源,即民主政治的無效性。看不到這一點,就會找不到諸多問題的根源。
概括地說,任何社會在不同的時候都會面臨各種問題,否則國家(政府)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有了問題就須要解決它,就需要有效的政策和政策執行。而有效的政策和政策執行的前提就是有效的權力,沒有有效的權力什麼事情都談不上。民主曾經是西方國家組織權力的有效手段,但發展到現在,民主已經演變成為消解權力的有效手段。
西方政治制度旨在權力制衡
西方政治制度的設計是要解決什麼問題?很簡單,就是要解決「權力之惡」的問題。在西方,國家起源於暴力,即戰爭和征服。在理論上,從意大利的馬基雅維里到英國的霍布斯,人們已經為通過暴力(包括戰爭)而建設國家路徑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論證。霍布斯的《利維坦》(Leviathan)假定人類的原始狀態是一個「無政府的戰爭狀態」,他人就是敵人,人與人一直處於戰爭狀態。為了求生存,就要結束這種不安全狀態。因此,人們「讓渡權力」給主權國家,並且和國家簽署「契約」,讓老百姓保存一部分不可讓渡的「權利」。
實踐層面,歐洲近代國家從戰火中誕生,並且絕對專制是所有近代歐洲國家的最主要特色。只有在近代專制國家形成之後,歐洲才開始了「軟化」和「馴服」權力的過程,也就是後來被稱之為「民主化」的過程。
如果說霍布斯確立了絕對權力理論,那麼其之後的英國思想家們也確立如何制衡絕對權力的最好理論。洛克的以「有限政府」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理論開始「軟化」政治的專制性質,而到了阿克頓勳爵的名言「所有權力都趨於腐敗,而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西方政治制度的設計目標昭然若揭,那就是「權力制衡」。
西方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來達成「權力制衡」的目標,包括憲政、代議制、三權(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法治、多黨制、自由媒體和多元主義等。到了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那裏,就連經濟力量也是對政治力量的有效制衡,即政治和經濟權力的分離是西方民主的前提條件。必須指出的一點就是,所有這些制度設計都是當時西方諸國社會力量的反映。
這套精心設計的民主制度在很長時間裏相當有效。但就在福山宣布「歷史的終結」(即西方民主是人類可以擁有的最好的、也是最後的制度)之後不久,民主就開始陷入危機,演變到今天的局面。那麼,西方政治制度的危機到底如何而來?
簡單地說,西方民主體制設計過度強調制衡政治權力之「惡」的同時,既忽視了資本之「惡」的問題,也忽視了社會之「惡」的問題。這種忽視在制度設計的當時又是很容易理解,無論是資本之「惡」還是社會之「惡」當時並不顯現。問題在於須要應付資本之「惡」和社會之「惡」的時候,西方政治體制失去了其應有的能力。
西方近代國家的產生本來就和資本不可分離,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國家本來就是「資本的代理人」。當國家本身是資本的代理的時候,就不會「存在」資本之「惡」的問題。並且,在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那裏,「惡」(追求私利)是一種積極的要素,他相信人們的「自私」行為可以自動導致公共品的出現。但其他人發現資本之「惡」的惡果。對資本之「惡」,馬克思進行了充分的理論揭示,法國作家雨果和英國作家狄更斯等作了文學描述。
近代以來,各國通過社會主義運動,對資本之惡有了一定的制衡。在這個過程中,民主的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馬克思描述的原始資本主義階段,西方議會裏面都是傳統貴族或者新生權貴(即商人和資本家),但隨着民主的擴張,愈來愈多的人進入議會和政治過程,西方政府權力的基礎逐漸從資本轉移到選票。
社會分化加深最主要根源
但是,當代全球化已經徹底改變這種局面,資本再次坐大。資本之「惡」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條件就是資本具有主權性,即無論是政治還是社會可以對資本產生影響力。然而,全球化意味着資本可以輕易和主權「脫鈎」。資本沒有國界,也就是說,資本沒有主權。一旦資本與主權脫鈎,資本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無論是全球化還是技術進步,無一不演變成獨享經濟,而非往日的分享經濟。
全球化和技術的進步為人類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財富卻流向了絕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民並沒有能夠分享。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異加大、社會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種社會衝突浮上台面。
與政治和經濟相比較,在任何地方,社會似乎永遠處於弱勢狀態。無論是宗教時代還是世俗政權下的帝國或者地方性政權,社會永遠是「被統治者」。近代民主產生以來,社會力量的地位儘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變不了其弱勢的局面。
儘管社會之「惡」基本上是其弱勢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約着西方政治體制的運作。今天的西方,社會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權利,但同時也傾向於濫用權利。福利制度就是明顯的例子。民主經常演變成為福利的「拍賣會」。
儘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們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並沒有任何機制來保證「一人貢獻一份」。不過,如果沒有「一人一份」的貢獻,很難保障福利社會的可持續性。資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幾份,即政府通過高稅收政策來追求社會公平。
但很顯然,一旦資本可以自由流動,那麼就可以逃避本國的高稅收。實際上,「避稅」也是西方資本「全球化」的強大動機之一。進而,隨着社會愈來愈不平等,西方社會各種激進主義、極端主義及其所導致的暴力行為橫行,影響社會的正常運作。
代議民主已名存實亡
今天的西方,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就是:政治上愈來愈民主,經濟上則愈來愈不民主。也就是說,政治上已經充分實現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經濟上則越來越不平等。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須要作為,因為政府代表着社會的整體利益。但現實是殘酷的,西方政府不僅無能為力,反而趨惡,表現為政治精英之間沒有共識,黨爭不止,治國理政被荒廢。
更為嚴重的是,黨爭往往和表現為形式繁多的民粹主義,甚至政治極端主義聯繫在一起,造成了更進一步的社會分化。近代以來的代議民主已經名存實亡,因為政治人物已經失去了政治責任感,導致了「有代議、無責任」的局面。民主成為了各種社會衝突的根源。政黨政治要不是意識形態之間的、階級之間的、宗教之間的、民族之間的、公民與移民之間等種種衝突的直接根源,要不是對這些衝突推波助瀾。
這就是英國「脫歐公投」的政治大背景,也是西方諸國今天各種困局的大背景。這使人想起1980年代中國曾經有過的一場有關「人治」和「法治」的爭論。沒有人否認「法治」的重要性,因為法治是一個國家的基本制度。但同時,也必須意識到,所有的制度都是由人來操縱的。最好的制度如果遇到不負責任的政治人物,那麼這套制度也無能為力。
說到底,一個國家的問題是精英的問題,並非是普通人民的問題。如果統治精英是負責的,那麼沒有制度就可建設制度,有了制度就可有效運作制度;但如果精英是不負責的,那麼最好的制度也會出大問題。今天的西方政治精英們不僅沒有能力解決問題,反而通過操縱普通老百姓的所謂的「民意」(民粹主義)來製造新問題。
儘管危機愈來愈深刻,但人們看不到路在何方。在政治、資本和社會所有群體都成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沒有任何一個群體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時候,誰來解決問題呢?在這樣一個沒有了船長、航向與方向舵的時代,人們呼籲邱吉爾的「再生」不難理解。「亂世出英雄」。今天人們呼籲「英雄」的出現,是意味着今天已經是「亂世」了,抑或意味着更糟糕的「亂世」的即將來臨?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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