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派不合作 大塞車大折騰

「七三○塞車事件」被稱為不合作運動。受困擾的,不是有高級轎車和司機伺候的高官,而是趕着上班的白領和勞苦大眾。許多市民有怨言,也有人表示「諒解」。

數十個穿黑衫、戴口罩的年輕人,以「全港大塞車」之名,發起不合作運動,干擾港鐵的正常運行,此即「七三0塞車事件」。他們阻擋車門關閉、不斷按動緊急掣,導致港鐵列車不能按時開出,交通癱瘓超過4小時,66班列車的乘客受折騰。

乘客和社會各界頗有怨言,有乘客稱阻撓行車失民心;也有些人表示,「七二一白色恐怖」令人憤怒(註1),對年輕人的不合作運動「諒解」。

全港大塞車 非理性行為

本欄向來認為,請願一類的社會抗爭,必須是和理型,在維護自由、法治的軌道上,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行使表達權。這種有序的抗爭模式,關乎弘揚香港傳統的秩序文化。

「思維漫步」專欄7月4日拙文,把社會抗爭模式,分為和理型、勇武型(註2)。後者激烈,多為「大遊行」後不肯離場的小規模勇武派,他們沒有大平台、大領軍團、明確的領頭人,甚至沒有明確的目標、路線圖;他們的游擊戰,帶有隨意性的靈活應變特點,在警方的強制驅散、圍堵中,有自衛式的抗拒或暴力,釀成街頭衝突。

「六九遊行」和「六一六大遊行」,是大規模的和理型請願,促成官方停止修訂《逃犯條例》(送中案),這是官方的「讓步」,是對上百萬人和平請願的回應,而不是對勇武型行為的回應。

勇武派之外 還有非理派

抗爭的型態在變化。激烈的除了晚間街頭游擊戰的勇武型,還有白天的不合作運動者,他們不是勇武派,權稱為非理派即非理性派。

「七三0塞車事件」的參與者稱,他們是和理非。儘管他們無暴力行為,他們抗議「送中案」和「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但「全港大塞車」並非理性的。

從社會公共治理和秩序文化的視角考察,本欄對理性的意涵解讀是:

一,非暴力和不強制他人違法、違規、脫序的理智;

二,講道理、以理服人,而非恫嚇或強制他人跟隨、服從;

三,要有起碼的禮貌,尊重他人的人身自由和選擇、正視人的尊嚴。

「七三0塞車事件」和前兩次阻撓港鐵車門關閉的行為,是非理派的非理性行為。

塞車受害者 是勞苦大眾

非理派必須想清楚不合作的「對象」是誰?官方的「送中案」積怨很深,「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對無辜市民的暴力,令市民憤怒;公民抗命「抗」的應是官方,不合作的「對象」也是官方。

阻撓車門關閉導致的大塞車,受害的是普羅大眾,不少是「基層市民」即勞苦大眾,要趕時間上班掙一口飯吃。眾人受困之窘,突顯非理派找錯了「對象」。

把白領、勞苦大眾困在車廂或車站,是以強制手段變相限制他人自由,損害他們的合法權利。

市民享有「路權」和交通暢順之便利,任何人不能以非法手段剝奪民眾的權利。儒家經典《論語》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角色對換」,非理派轉為趕上班的乘客,會接受行車被阻的行為嗎?

按比例原則 行動不合理

非理派聲稱,「全港大塞車」可形成對官方的壓力。這是天真的政治假想,而非現實的「成果」。阻撓的手段,並未使官方受什麼壓力。遭折騰的,是耽誤了時間、承受改乘交通工具麻煩的勞苦大眾,並非有高級小轎車和司機侍候的高官。

就「比例原則」(或稱合理性原則)去考察,阻撓的手段,侵犯民眾的切身利益。「比例原則」源自德國的法學術語,指目的(目標)與手段的大致對稱而非大傾斜。「比例原則」亦可移置於公共治理領域。

就公民抗命而言,「全港大塞車」阻撓的手段能達到的目的,與非參與者的利益損害程度不對稱(大傾斜),便顯示其缺乏合理性、正當性。

有乘客接受電視台現場訪問,他說:「他們阻撓行車如果合理,我一定支持,現在妨礙他人上班的行為合理嗎?」

受負面影響 是乘數效應

「七三0塞車事件」並沒有達到目的(官方受壓而公開回應),也不可能有什麼「成果」,阻撓的手段卻讓港鐵癱瘓幾小時,民眾深受其害,時間、金錢、精神的損害總量大,並使社會糾結更加複雜難解,這是負面影響的乘數效應(又稱倍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

塞車參與者的人力投入少,而受負面影響的乘客多,這就是乘數效應。假定投入的人力是10,持續塞車受影響的乘客不是簡單的加數(10+10+……);或是10的4次方(或更多),即10x10x10x10=10000人。就乘客而言,如果每人耽誤30分鐘,牽動公司的工作延後,或應約見面者的苦候時間,可能是30的2次方,30×30=900分鐘。

有參與者回答電視台提問,稱阻撓車門關閉,可引起外國注意,促使他們向北京施壓(大意)。這位滿臉稚氣的小孩,可能只是中三以下的少年,說的是一套「稚話」,令人嘆息甚至忍不住而從眼中溢出淚花。他們在參與不合作運動之前,何不先請教老師、長輩,切勿在「廢老」的罵聲中忘記一個字:「慎」。

用頭腦思考 經濟有風險

一連串和理型的大遊行及年輕人的社會抗爭,是民憤的「洩洪」,官方應切實提出緩解糾結的可行辦法,而不是一味拖、一味緝捕(眾人質疑濫捕)年輕人。

社會各界精英、本地和外國商界團體,紛紛發表公開信,呼籲官方明確撤回「送中案」,成立獨立、具國際公信力的調查委員會,調查社會抗爭事件。這原是不難接受的建議,官方卻遲遲沒有回應,市民十分失望。這正是年輕人中有持續勇武行為的主因。

不管是官方還是抗爭一方,不應走向「你死我活」的激鬥之路,應盡快展開有第三方參與的對話;在溝通、互動中,尋求「各有出路」的共生空間。

美國史丹福大學政治學教授戴雅門(Larry Diamond),最近接受紐約時報訪問,論及香港的社會抗爭應避免太情緒化:「用頭腦思考,並且有策略地思考……當下懸於關鍵一線的,是你們的自由。……我懇請這些抗爭者深呼吸,做些反思。」(註3)

社會抗爭要維護自由和法治、彰顯公義,也應兼顧民生,讓香港經濟可持續發展。香港的外國商會和國際評級機構,近日已發出經濟預警。美國商會的聲明,表示對香港短期前景悲觀;評級機構惠譽國際(Fitch Ratings)表示,香港的社會抗爭顯示市民對政府不信任,政府的效率如持續下降,將影響香港的評級(註4)。

註釋:

註1:〈元朗白色恐怖 乘客孕婦被打〉

註2:〈大遊行和理非 另類者涉暴力〉,當代網2019.7.6。

註3:Hong Kong Protest Tactics: The Risks Of Radicalism

註4:Fitch Ratings: Hong Kong Protests Highlight Economic, Governance Risks

本文原題〈非理派不合作 阻交通大折騰〉,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