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從人類出現開始，貧與富現象就已經存在，所以幾乎所有文明都把追求公平作為核心價值之一。不平等現象永遠存在，但今天人們所見到的不平等，則是近代以後資本主義尤其是工業革命的發生、發展和擴散的產物。近代之前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因為技術水平落後，幾乎所有國家人民的生活只維持在生存的水平，這是一種普遍貧窮的狀態。
近代工業革命一方面大大促進了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不公平和社會的分化。進入20世紀之後，隨着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國經濟增長速度更快，同時幾乎所有國家內部收入差異也愈來愈大，社會也愈來愈分化。這造成了今天民粹主義擴展到各國的局面，而且愈是發達的國家和社會，民粹主義愈是盛行。
沒有一個絕對平等的社會，但如果一個社會過於分化，這個社會就失去了穩定的基礎，社會衝突乃至內戰變得不可避免。自西方發始的近代福利制度，無疑是人類應對極端社會不公平的偉大發明。自近代以來，社會的穩定與福利制度的產生、發展和維持緊密相關；而社會的穩定又為資本主義的常態運作提供了有利的大環境。
如果把福利制度理解為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實際上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資本主義創造財富，而社會主義分配財富。實際上，人們已經很難用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來描述一些典型的福利社會了。
福利制度產生的背景各異
在歐美，福利制度的產生具有不同的背景和路徑，包括自由主義模式（如英國、美國）、保守主義模式（如德國、意大利）和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如北歐國家）。但不管怎樣的模式，它們都大同小異，所有模式都強調政府的作用，只是政府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的作用大小不同罷了。不管怎樣的發展途徑，都圍繞着三者之間的關係，即資本主義＋民主＋福利。福利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也是為了拯救資本主義而產生的。在一些國家，福利制度的產生和民主並沒有多大關係，因為在福利制度產生的時候，那些國家還沒有民主。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保障制度（福利國家的核心）就產生在俾斯麥時代的德國。社會保障制度是德國保守主義的產物，因為俾斯麥看到資本主義動搖社會的根基，如果政府袖手旁觀，社會就會動蕩不安，資本就很難作為。促成福利制度產生的另外一個因素具有意識形態性。
近代啟蒙運動之後，歐洲思想界逐漸發展出各種人權概念，一部分政治和經濟精英把同情社會、賦權社會作為精英階層的責任。當然，精英階層也享受着不可與普通民眾同日而語的政治權力。在當代大眾民主產生之前，只有社會的極少數（即精英）享受政治權利。
民主的發展確實助力福利制度的加速發展。在世界範圍內，今天人們所體驗到的一人一票大眾民主，可說自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二戰之後加速，而到了上世紀70年代普遍實現。從經驗來看，大多數國家的福利制度也是在這段時間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但不可思議的是，一人一票制度把政治權利賦予每一個公民，人們也因此得到不同程度的福利，但這並沒有使得社會變得更加公平。在近幾十年來，尤其是1990年代之後，在世界範圍內，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已經成為一個普世現象。也就是說，政治權利的充分實現，並沒有賦予人們經濟權利的實現。
最近西方出現一條轟動一時的消息，說包括投資家索羅斯、面書（Facebook）共同創辦人休斯（Chris Hughes）在內的美國18位超級富豪，向2020年美國各總統參選人發表聯署信，稱美國政府有道德及經濟責任向富人徵稅，以應付全球暖化、改善經濟、醫療等問題，緩解社會問題，維持穩定，鞏固民主。
的確，美國民主黨選戰已經開始，各參選人在不同程度上顯現出社會主義的趨向，使得一些人把此視為是美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開始。民主黨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提出了富豪稅方案，主張向那些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人士一年徵收2％稅，對超過10億美元者徵收額外1％。她認為，這樣做，10年可為國庫增加2.75萬億美元。
不過，富人稅並不新。財富稅的設想在歐洲已經比較普遍，但這個想法從一開始就遭人質疑，因為富人是一個社會最有能力的群體，尤其是這個群體的避稅能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有15個成員國早在1995年設立富人稅，但迄今只有瑞士、比利時、挪威、西班牙等四小國實行這一制度，法國、瑞典和德國等因為實施困難而取消。
富人的真正擔憂
在美國，儘管到今天仍然有人甚至認為富人稅不符合憲法，但愈來愈愈多的美國人開始支持這項稅收。美國Hill—HarrisX今年2月發表的民調顯示，74%美國受訪者支持這項稅收，包括65%的共和黨人。
美國政治人物徵富人稅的想法和民眾的支持，都是對今天美國社會現實的反應：在社會積累了巨量財富的同時，社會愈來愈分化、中產階層萎縮、民粹主義崛起、社會呈不穩定趨勢。
美國聯邦儲備局6月21日發表的美國人財富分布數據顯示，美國人由1989年第三季度至今年第一季的資產分布顯示，過去30年間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總資產值增加了27.2萬億美元，達到31.9萬億，增幅4.8倍；最少資產的一半人，總資產值由原來的7500億美元升至約1.3萬億美元，只增加了78%。如果計算通貨膨脹率，底層的財富一直處於萎縮之中。據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的統計，美國最富有的0.1％掌握全國五分之一的財富，相當於最貧90%的所有財富。
世界範圍內民粹主義的崛起，貧富差異和社會分化無疑是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富豪自己主張徵富人稅，可能並不是因為這個群體突然良心發現，具有了高尚的道德感，更可能是因為這個群體害怕民粹主義的崛起破壞西方民主，從而影響甚至破壞他們自己的利益。
富人可以高調地顯示他們的道德姿態，借此來減輕富人群體所面臨的政治壓力。要意識到，民主制度儘管確實增進了社會福利，但主要用來保護富人利益，否則就很難解釋政治上愈來愈民主但經濟上愈來愈不民主這一經驗現象。
不管富豪群體的動機如何，這個群體畢竟太小、太富，向這個群體徵稅可以緩解人們（窮人）的情緒，但從經驗來看，富人稅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當福利變成人們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利的時候，福利制度就很難持續了。如果是權利，沒有實現這一權利的就努力去實現，權利不足的就努力爭取更多的權利，而要減少這個權利則是開倒車，是萬萬不可的。
如果一人一票的制度保障了一人一份的實現，那有什麼機制來保障一人貢獻一份呢？也就是說，當福利社會愈來愈貴時，誰來支付費用？富人可以到處流動（避稅），窮人本來就沒有錢，只好徵中產階層的稅。
問題在於，在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影響下，中產階層也已經捉襟見肘，而且規模在普遍萎縮。一個嚴酷的現實是，這一波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並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窮人，而是遭遇困境的中產階層，或者由中產階層下沈為窮人的社會群體。
解決貧富分化是嚴峻挑戰
即使政府通過開辟新的稅種（包括富人稅、機器人稅或互聯網流量稅）來暫時緩解一些問題，但從經驗來說，效果不會太好。歐洲一些發達國家（都是人口較小的國家）施行一人一份工資的普遍工資制度，但這只是新版本的福利制度，或者原來福利制度的延伸。
對社會底層來說，普遍工資制度也可能只是現代版本的生計經濟，即維持一個最低體面的生活水準。而對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普遍工資制度面臨不可逾越的困難：錢從哪裏來？畢竟願意被徵稅的富人仍然是極少數。
從經驗來看，如果說貧富分化是今天各國各種社會問題的核心和根源，那無論在應付貧還是在應付富方面，各國政府都面臨着嚴峻的挑戰。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看。
第一，技術與就業之間的矛盾。包括自動化、機器人、人工智能等在內的技術進步在加速。不管人們喜歡與否，技術的進步不可阻擋。人們所面臨的問題並不在於技術進步本身，而在於由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好處流向了極少數人，大多數人不僅工作被取代，更沒有得到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好處。
在世界範圍內，今天的經濟形態是獨佔經濟，而非分享經濟。對大多數人來說，財富的來源不是通過政府稅收而得到的福利，而是通過就業而得到的收益。沒有就業等於沒有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機會。當機器剝奪了就業機會的時候，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趨勢就變得不可遏制。
第二，全球化與財富的集中。這裏的矛盾猶如技術與就業之間的矛盾。全球化已經創造了巨量的財富。問題不在於全球化本身所帶來的財富，而是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被參與和主導全球化的極少數人所佔有，而大部分社會成員分享不足，甚至成為全球化的受害者，即他們的工作機會因為全球化而流失，他們的工資水平因為全球化而下降。
全球化意味着資本和技術的流動，資本和技術流向了擁有廉價勞動力和土地的國家和地區。不過，就業者是不能流動的。資本和技術流失對原來的勞動者的影響是明顯的。如果考慮到對很多富人來說，經濟全球化也是他們避稅的最有效方法，情況就更為嚴峻。
第三，移民的挑戰。移民往往是人口從窮國到富國的流動。窮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富國實際上也是需要新移民的。一些學者認為，在一些國家，新移民實際上是變相的奴隸制度，因為儘管新移民提供了本地社會的諸多需要（尤其是低工資、勞動強度大的工作），但他們生活在體制外，得不到當地體制的保護。問題並不在這裏。移民今天往往導致本地公民的不滿，排外和反外是當代社會民粹主義最凸顯的普遍特點。
第四，現存體制的挑戰。現存體制並非建立在流沙之上，而是建立在各種縱橫交錯的既得利益網絡之上，並且經過長期和平發展（即沒有戰爭），既得利益已經變得牢不可破。儘管一些既得利益有時候也會良心發現（如上述富豪），願意為社會多做一些貢獻，但若真正動到他們的利益時，情況就會截然不同，他們會拼命抵抗。
這也就是當代政治局外人崛起的原因，即局外人通過有效使用社交媒體和一人一票而掌握政治權力。但是，迄今為止，沒有看到任何一位局外人能夠動得了既得利益。即使是被很多人視為是政治瘋人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儘管成功從局外崛起並且處處與建制作對，但沒有人會認為他有能力動搖美國社會的既得利益；相反，特朗普愈來愈成為他所認可的資本的利益。
應當說，傳統的資本主義＋民主＋福利模式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裏是成功的，至少較之其他制度更成功。但今天這一制度因為財富分配高度不均和社會高度分化，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現在看來，人們不會也不能夠放棄這一制度，因為這一制度本身背後就是巨大的既得利益。
由此看來，這一制度如何轉型升級、如何創造轉型升級的動力機制、如何尋找轉型升級的中介（例如政治家），就基本決定了西方世界的未來，即使不是整個世界的未來。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