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國史教育中心與新亞研究所、新亞中學5月4日合辦五四運動百周年紀念講座，新亞研究所教務長、著名歷史學家周佳榮教授主持，饒宗頤文化館名譽館長陳萬雄博士、香港浸會大學講師范永聰博士及澳門大學講師羅樂然博士出席並發表演講。陳萬雄博士對五四運動的歷史研究深湛，本文為他的演講主要內容。）
50年前，即1969年，五四運動50周年，我在這裏（新亞圓亭講堂）聽老師講課，想不到，一霎眼間，五四運動已經100年。
今日，我要說的是「五四新文化人物與傳統學術的重構與建設」。眾所周知，五四運動有兩方面的性質，一是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示威激起的愛國運動，這場運動是為了反對列強加諸中國竹旳不平等條約。然而，如果把五四運動僅僅視為一場反對出賣中國利益的愛國運動，便算不上史無前例。因為自辛亥革命前後，中國已發生過不少青年學生推動的運動，包括1903年的拒俄運動（反對沙俄侵佔中國東北）、1905年反對美國壓迫華工的運動等等。五四運動之所以不同，是因為伴隨着與之相生相乘的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倡議者是同一群人，因此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是結合在一起的歷史運動。
百多年來，中國近代史出現過很多場政治運動，全都旨在救亡圖存。即使是50年前，我們在這裏聽課，仍然會擔心「亡國滅種」，因為當時的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所以，中國近百年來出現的連串政治運動，目的正是為了「救亡」，即為了不要亡國。
改革不徹底 連串運動未竟全功
晚清以來，為了民族存亡和文化復興，中國人發動了一連串的運動，包括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民革命軍北伐等，波瀾壯闊。儘管每一次運動都有不同的目標、性質和團體，都牽涉到文化思想的比較，但這些改革都集中在政治層面。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同的地方，是整個運動的目標，旨在革新中國文化。
近代歷史中，最初的洋務運動是器物的改革，「師夷長技以制夷」，覺得有機器生產足夠的槍炮，國家就會強大，結果洋務運動沒有成功，接着的戊戌維新，是一種制度上的改革，即皇權專制的中國，可否學習日本、英國，實行君主立憲制？戊戌維新也沒有成功，然後才有辛亥革命，這是體制上的革命，推翻中國2000多年的皇權專制，代之以共和民主的體制。然而，經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均未算成功，仍然是軍閥割據，袁世凱更復辟做皇帝！
其實，近代中國落後於西方，要改革的不只是器物，不只是體制，不只是制度，甚至思想文化都要改革。這個道理，現在連中學生都了解，但那時候要大家明白是很困難的。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思想，是農耕文化的思想，但西方經過工業革命之後，已經進入工業時代，因此中國不僅在器物上、制度上，連思想文化上都有落差。文化上的落差，是造成中國不能富強的原因。
陳獨秀領軍呼籲「最後覺悟」
到了五四前夜，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明白，必須有一場全盤反思、重整中國文化思想的運動。因此，新文化運動一經提倡，陳獨秀便成為主帥，成為中國人的「最後覺悟」。（陳獨秀的文章〈吾人最後之覺悟〉，呼籲「政治的覺悟」和「倫理的覺悟」，1916年發表於《新青年》雜誌。）
新文化運動提倡「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白話文學、「打倒孔家店」等，林林總總，涉及中國所有文化思想的範疇。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牽涉範圍既廣，百年來對運動的誤解亦大，「反傳統」是其中最普遍的誤解。由於當時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日後五四運動便被標籤為「反傳統」。然而，根據我的研究，我認為五四運動提出的新文化運動，是對中國文化的重整和重構。
中國由農業文明轉入工業文明；由農業文化轉入工業文化，文化的重整和重構，是十分艱巨的工作。現在有些研究，只集中分析《新青年》的一些文章，或者五四運動提出的一些口號，未免顯得浮淺。
五四文化人致力整理國故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他們的傳統學問知識是非常深厚的。他們主張引入西方文化，提倡新文化、白話文，「打倒孔家店」。我們不但要看他們公開發表的言論，還要看他們日後為中國文化做了些什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他們日後大多數成為中國各種傳統學問的重整者，並且以現代科學的精神，建構起中國新時代的學術文化思想。今日中國的教育、文化、美術、思想等存在的狀態，大部分都是由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人所建立的。
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對中國文化的重整，貢獻是很大的。很多研究者在討論時往往忽略了他們在這方面的作為、成就和用心，我希望能夠補充說明：
五四運動後，中國建立了新式教育體系和研究機關。北京大學從「京師大學堂」的官僚教育機構，變成現代大學。五四運動的倡導者在北京大學不僅提倡新文化、新思想，他們也進行了許多了許多教育上的改革。北京大學成為現代大學的典範，就是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他們建立的。
不僅是他們，早在五四運動前的清末民初，許多知識分子已在積極推動中國的新文化、新教育。他們在地方上辦小學、中學、閱讀室、白話報。換言之，不僅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嶺南大學、安徽大學、浙江大學、南開大學等也是，甚至中央研究院也都是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等人建立和參與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不僅為新文化，也為傳統文化作出貢獻，錢玄同有兩句名言：「考古務求其真，致用務求其適。」可以說，現代考古學竹的基礎，也是五四文化人奠定旳。
至於我們現在用的新式標點符號、現代國語的語音、語源研究、國語字典等，也都是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倡導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中國共產黨首任總書記陳獨秀，晚年離開政治後，潛心研究老子和孔子，他希望把老子和孔子的思想放在合適的歷史地位，而不是作為教主讓人膜拜。
陳獨秀還花了許多時間撰寫《小學識字教本》，這不是一本「小學」的「識字課本」，而是一本中國文字學專著，是教師用的書。稱「小學」，是因為自漢代以來，語言文字學就被稱為「小學」的關係。
另外，顧頡剛等人著《古史辨》的出現，將中國原來帶有神話傳說性質的古史，以科學的態度研究、引證。用科學態度來整理中國歷史，便由這裏開始。
蔡元培提倡美育涵蓋極廣
美術科或美術教育能夠成為學校教育的組成部分，也是由五四運動開始的。蔡元培當時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我認為蔡元培提倡的美育，已遠遠超出「美術」和「美術教育」兩個範疇。在他眼中，美術、美育的涵蓋面極廣，包括社會道德，實質上是一種中西融合的構思。一般人認為蔡元培主持的北大「兼容並蓄」，既請來陳獨秀，也請來時人認為保守的辜鴻銘。事實上，蔡元培是邀請了他認為當時最先進的、最有革新思想的人物主持北大教育。
因此，我反對把五四運動視為「激進VS保守」、「國際主義VS民族主義」二元對立的觀點。如果只選一位人物代表五四運動的思想，那就非蔡元培莫屬。
五四運動百周年紀念講座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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