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國企業家向國外名校捐款成為熱點新聞。先有潘石屹張欣夫婦所辦 SOHO 中國基金會向哈佛大學捐贈，並準備共向國外一流大學捐款1億美元；後有香港陳啟宗、陳樂宗兄弟所辦晨興基金會向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饋贈3.5億美元。這兩筆捐款都是有利於人類福祉的大善舉，是捐款人的自願選擇，非常正常，亦應尊重。但是，許多中國人難免會有一問：同樣需要資金的中國高校為何未獲如此慷慨捐贈？
其間，有些非理性的指責，自然無須一駁。但是，此類捐助也的確在提醒我們，現在主要靠政府財政支持的中國大學，該如何通過深層次改革，獲得更多發展資金？如何用更有效率的機制，來構建有助於長期發展的「深口袋」？畢竟，高等教育水準，關係到我們寄託無限期望的未來。
不捐贈予中國高校之因
捐款引發的最普遍的詰難是「有錢，為何不捐給中國的大學？」其實，更有意義的問題是，中國高校為何吸引不到他們的捐助？
陳啟宗接受財新記者時坦承，內地學術腐敗以及學術風氣有待改善，「學術不嚴謹，做不出世界一流的研究。」「在內地行善，有時會自討麻煩」，甚至「氣得要死」。顯然，其心痛的教訓表明，中國高校及其他領域的治理亟待改進。單以高校而言，當大力引入社會力量，借鑒捐贈基金（endowment）制度，建立和完善校產管理體制。
資金對於高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中國高校絕大多數為公立，70%的經費來自財政撥款。為了補充高校辦學經費，促進科研成果轉化，20多年來，中國高校曾大辦校辦企業。事實證明，這一模式總體上是失敗的。80%的校辦企業已倒閉。2009年，校辦企業利潤只占高校經費的0.2%。好作用不大，弊端卻成堆。校辦企業產權關係不清、管理混亂。進入新世紀，國務院曾治理校辦企業亂象，但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高校行政領導兼任校辦企業高管仍是常態，權責不明，易發腐敗。在此輪反腐風暴中，已有多名高校負責人落馬。校辦企業的社會成本已遠遠大於收益，應堅決將其與高校剝離，使高校回歸教學與科研本位。
化緣式的教育基金會
此路不通，只能另覓財源。近年來，中國高校紛紛成立「教育基金會」，吸收校友與社會捐款。這一方向值得肯定。捐贈基金本是美國私立大學立學之源，為高校提高教學水準和科研能力、保證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居功至偉。身為劍橋大學畢業生的張欣在接受財新採訪時也坦承，美國高校的 endowment 機制，是其最終選擇捐款美國高校的重要原因。數字證明，中國社會對於資助頂級高校並不吝嗇。1994年成立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截至2012年底淨資產已近23億元；晚一年成立的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2012年底淨資產也有16.7億元。
但是，這一探索目前尚處於「化緣」的初始階段。在金額上，其他高校難望清華、北大項背，只能說聊勝於無；在機制建設上，更難言成型規範。如何募來錢、管好錢、花對錢，均是待解課題。此外，基金制度的發展，系於政府在稅收等方面的政策支持，系於資本市場深化，也須假以時日。
中國高等教育須進行大改革
目前，社會捐資大多用於興建校舍、改善硬體，一大原因是其建設成果看得見、摸得着，為捐獻者提供了直觀可控的激勵。而要吸引資金用於軟體建設，則意味着高校需要有能力將資金轉化為可測、可問責的教學和科研成果。這就對制度安排提出了高要求。要取信於捐贈者，就需要有能夠公允衡量研究水準和影響力的體系、對資金應用於人力資源的考評和問責，簡言之，需要真正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但時至今日，中國高等教育體制基本維持了計劃經濟時期以來的架構，人事、課程設置、研究導向等方面上受到全方位的行政管制。這需要一場深刻的變革。
作為起步之策，可與社會辦學、社會出資相同步，在機制上做出安排。例如，可加大朝向社會辦學的改革力度，並引入高校董事會（或理事會），提高高校辦校的決策自主性。董事會制度可與基金制度結合起來。「探索建立高等學校理事會或董事會，健全社會支持和監督學校發展的長效機制」，已寫入《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教育部據此發佈的《普通高等學校理事會規程（試行）》也已於今年9月1日起實施。此前，中國各大高校也早都建立起校董會或理事會，但其功能往往局限於社會聯繫，形同聯誼會，對高校內部治理和決策影響甚微。如今，既然有了明確的政策指引，校董會就應做實，而非擺設。
高等教育事關中國人力資源的品質，進而決定發展模式轉型、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成敗。其重要性毋庸贅言，但令人遺憾的是，它卻淪為盡人皆怨的領域之一，成為深化改革不折不扣的一塊「硬骨頭」。引入社會力量、推進董事會建設，有望成為撬動高校改革的槓桿。
原文為2014年9月22日財新傳媒《新世紀》周刊第37期社評，本社獲授權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