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代形式的報刊在中國出現,始自19世紀初,無論中文報刊抑或外文報刊,都是來華的外國人創辦的。據統計,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前,由1815年至1839年間,在中國境內外出版的中文報刊有6種,包括1828年在澳門創辦的《依涇雜說》,是中、英文合刊;而在中國境內出版的外文報刊則多達17種,地點在澳門和廣州,其中有兩種在鴉片戰爭爆發後,遷至香港出版。此後香港便成為出版英文報刊的重鎮,澳門則以出版葡文報刊為主。
從澳門遷到香港出版的兩種報刊,一是《廣州紀錄報》,一是《中國叢報》,原先都在廣州刊行。在中國報刊史上,粵港澳三地有密切的關係,可舉的史實甚多,這兩種報刊應該是最早和最典型的例子。本文主要敘述這兩種報刊的創辦和遷址經過,從而說明近代初期粵港澳三地出版環境的變化。另外還有一種《澳門新聞錄》,先後在廣州和澳門出版,雖不曾遷至香港,因曾與《廣州紀錄報》論爭,史事相關,文中亦有介紹。
《廣州紀錄報》刊行始末
《廣州紀錄報》(The Canton Register)是中國第一種英文報刊,又譯《廣東紀事報》,1827年11月8日美國商人威廉‧伍德和英國商人詹姆斯‧馬地臣聯合在廣州創刊,其初由伍德兼任採訪、編輯和排字工作,不久在辦報方針上與馬地臣有分歧,於數月後離去,報刊遂由馬地臣一人經營。《廣州紀錄報》最初是一種雙周刊,後來改為周刊,1828年9月至1829年4月又改為雙周刊,1934年後再改為周報。報刊內容,以中國官方公佈的各種公告及商業方面的行情為主。曾出版附刊《廣州行情周報》(Canton General Price Current)。
1839年鴉片戰爭前夕,因中英關係緊張,《廣州紀錄報》遷至澳門出版,稱為《澳門雜錄》。鴉片戰爭結束後,該刊於1843年6月遷到香港,改名《香港紀錄報》(The Hong Kong Register),由怡和洋行發行。1845年,增出附刊《大陸紀聞與行情》(The Overland Register and Price Current)。1849年,產權轉賣給史屈前。經營10年,史屈前於1859年將產權售與菲利浦,次年又收回,至1861年因離開香港,由李威買下該報財產,出版至1863年停刊,前後30多年。
《香港紀錄報》印行期間,還出版了物價報、行情報等多種增刊,並印有海外版。該報曾將中國古典名著《三國演義》譯成英文連載,深受歡迎,開創中國報刊連載長篇小說的先河。
1844年和1853年,《香港紀錄報》分別獲得承印香港政府出版的《香港公報》合同,該報於1844年曾一度將報名改為《香港紀錄與政府公報》。
關於《澳門新聞錄》
1839年,清朝欽差大臣林則徐(1785─1850年)奉旨到廣州查禁鴉片,他為了對外國有較多認識,於是組織人手翻譯澳門外文報刊,摘錄當中有關海外情況的介紹及外國對中國禁煙態度的報導等,其後輯成《澳門月報》(也有人稱此為《澳門新聞紙》)。這是近代中國譯報之始,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報刊文摘;或謂只是譯文的抄件,不能算作譯報。有人認為,這是澳門中文報刊的雛形。
必須指出,《澳門月報》的內容,其實大多數譯自一份在澳門出版的《澳門新聞錄》,該刊曾經是《廣州紀錄報》的言論對手。《澳門新聞錄》原先是1835年11月12日在廣州發行的《廣州周報》(又譯《廣東周報》;Canton Press),逢星期六出版。主筆為弗蘭克林,由顛地洋行提供財政支持。初創時,原為東印度公司的壟斷貿易進行輿論宣傳;1836年初,改由普魯士商人莫勒主持報務,即開始抨擊東印度公司奉行的政策,主張自由貿易。為此,該刊常與《廣州紀錄報》展開爭論,報刊的影響力,亦進一步擴大了。
1839年,《廣州周報》由廣州遷往澳門出版,改名《澳門新聞錄》,該刊以新聞報導面廣、評論頗有見地而名聞一時,因此受到林則徐重視,派人購得並組織翻譯,從中獲得不少有價值的消息和資料。鴉片戰爭後,該刊仍留澳門印行,但影響已不如前,出版至1844年3月停刊。至於該報有無影響林則徐等清朝官員對時局的認識和判斷,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
《中國叢報》刊行始末
《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又譯《中國文庫》,1832年5月31日創於廣州,首任主編是美國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年)。初為月刊,後改季刊。每期約50頁,銷數最高時在1000份以上,資料豐富,為中外學界所重視。
1839年,迫於清朝政府禁煙的形勢,《中國叢報》遷至澳門,出版幾期後又遷回廣州。鴉片戰爭結束後數年,《中國叢報》於1844年遷到香港。該刊其後重返廣州出版,至1851年12月停刊。共出版20卷,每卷五六百頁,終刊號有總索引。
《中國叢報》的主旨,是向西方人提供「有關中國及其毗鄰國家最可靠、最有價值的消息」。鴉片戰爭前,每期設有「宗教新聞」、「文化情報」和「時聞」等欄目;鴉片戰爭後,取消前兩欄。報刊的內容,涉及地理、中國政府與政治、財經、商業、船運、鴉片、中國對外關係、軍事、中英戰爭,也有關於香港、日本、韓國、南洋群島和其他亞洲國家的記載,以及修改《聖經》、傳教活動等。特別重視的是報道中國的政情時事,譯載清朝上諭、大臣奏摺,亦有刊登英、美商人對這些文件的評價,並且為西方侵華活動出謀獻策。因此,《中國叢報》在當時西方人士中頗獲好評。
《中國叢報》的主要撰稿人除裨治文外,衛三畏、郭士立、馬儒翰、馬禮遜、麥都思、林賽、奧利芬、斯蒂文思、巴駕等;中國作者梁進德等,也曾為該刊撰稿。《中國叢報》的史料價值,迄今仍為中外學界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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