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亞洲週刊》資深研究員沈旭暉博士是大中華地區著名國際關係學者，近年轉換跑道，開創「國際關係產業化」的始創業務，不少讀者希望了解他心路歷程的轉變，以及他的工作近況，為此我們進行了一個訪問，相信他的選擇，也反映了一代知識份子面對新時代的種種思考。
問：作為香港近年其中一位最廣為人知的國際關係學者，你什麼時候開始創業的念頭？
答：我喜歡研究國際關係，但從沒有打算當一個「學術工作者」：把它當一份工作，忍受大學官僚程序，做其實沒有影響因子的東西，我不可能那樣過一生，所以一直都希望推動「國際關係產業化」，認為那才是真正的知識轉移。
問：你認為最適合創業是什麼時候？怎樣才算財務自主？
答：我早已過了不顧後果的年齡，有了家庭，負擔很大，一定要計算清楚。多年前給自己的目標是，四十歲前要在香港和海外擁有多於一個物業，有不同地方居留權，有數個穩定收入供每月外出，加上足夠國際學術期刊文章的話語權，如果達標，才可以走下一步。所以還是要到四十而惑，才能達標規劃新生，年前先後在內地、歐洲、新加坡等建立不同基地，然後就正式在香港啟動。
問：知識份子創業是否比一般人困難？
答：像剛才說，我認為知識份子創業，才是知識轉移的唯一途徑。正如中大社科院長私下對我說，所謂研究型大學的末日倒數已經出現，未來不可能繼續影響因子的期刊遊戲，能夠在業界學以致用的倡導型、企業型學者，才是社會所需。正因為AI、大數據等出現，令市場變得愈來愈細碎化，反而令個人化的微經濟釋放了大量潛能，本來屬於小眾的知識型消費亦因而冒起，這是一片無窮藍海；反而傳統經濟、建制，包括大學本身，隨着Uberization的去中介化，會慢慢被淘汰。創業已不單是經濟行為，同時也是累積知識的必需過程。
催生一群公司 帶動一個生態鏈
問：你創業的公司叫什麼名字，結構怎樣，「國際關係產業化」的主要業務為何？
答：我雖然不是經濟出身，但也任教過大學EMBA一類課程，有對市場的一套理解。我個人長處是system building，不是micro management，並非要建立一間公司，而是要催生一群公司，再帶動一個生態鏈。我們綜合了六個最能下放國際關係知識的業務：旅遊、教育、創作、生活品味、研究顧問、社會企業，結合科技新趨勢，摸着石頭過河，一間一間公司慢慢建立，希望建構一個ecosystem。某日一覺醒來，忽然發現我作為co-founder而直接控股的公司、品牌，已經有了十多二十間，旗下不同公司的員工總數大概有40、50人，雖然距離成熟漫漫長路，但覺得是時候要深化那個system，這個system名叫GLOs，根據國際關係概念，我把它形容為一個confed eration，那是我作為co-founder的公司的邦聯。所有公司都是獨立運作，各有不同partners和investors，沒有從屬關係。
問：目前最成熟的是哪一個範疇？
答：旅行是最早出現的，我到過120多個國家，而我co-found的GloTravel經過數年經營，也建立了深度遊的名聲，到北韓、伊朗、烏克蘭等地的風氣，可算是我們大力開拓的，去年營業額有八位數字，全職員工有十多人，今年會在台灣開設支部，最感激的是其他co-founders很願意拋頭露面代言，讓我可安心在幕後──對我而言，這是最理想的合作。其實我們手上的旅行社牌照有兩個，還有另一些小型另類旅行品牌，也有科技公司承辦旅遊業議會等委託的一帶一路項目。
問：關於國際關係教育，又是怎樣？
答：我是一間上市公司的非執行董事，和它們建立了幾間子公司，也和內地簽訂了合作協議，包括做國際關係幼教的，國際升學顧問的，並剛籌辦未來網上學院，希望把Khan Academy、Master Class的概念變得更實用，來回應就業市場。此外，我在新加坡工作時，和當地幾位教授成立了STEM的start-up，首先推出coding，然後和一間香港GEM企業成立了新公司當channel partner。另外，還有好些顛覆傳統教育思維的新start-up，例如剛和Ben Sir（歐陽偉豪博士）等成立的「共享博士」，就是為了顛覆博士不能落地的偏見。
問：你在社交媒體有不少粉絲，創意產業方面，是否主要是國際關係新聞網站？
答：不是的。最初的確有這嘗試，但很快發現吃力不討好，單純的新聞網站是沒有前景的，加上Facebook沒落、fake news盛行，都令人覺得這是一趟渾水。然而通過建立資訊品牌spin-off，卻有無限可能：我們幫助一些企業運作社交媒體、網站、拍片、廣告後，慢慢催生了更多實體。例如和Secret Tour師弟Stephen等合作建立的「失戀旅行團」公司，其實是一個個體消費的大數據平台，想不到真的籌到1000萬港元啟動；Creative團隊也簽了一個國際figure在香港推廣，次文化的品牌Refract下月會搞第一場小眾concert，我也投資了一間名叫StoryTeller的設計公司當art partner，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的固定畫廊，等等。
問：生活品味又是什麼，會否沒有創意產業那麼虛擬？
答：其中一個主打是咖啡店──這是童年心願之一。其實從前和朋友也搞過café，那時候大家都不懂，飲食又是充滿潛規則的學問，自然不成功。但現在我先找到一位partner，他在香港、台灣有幾間不同名字的連鎖café，都是地方很大、有不同主題風格那種，運作已成熟，然後我們入股，把其中一間變成Glos Café，以不同旅遊主題每月策展，其他則建立成一個Café clubhouse一同營運，我們只專注做擅長的事。例如集郵是從小到大的興趣，運作了一個相關專頁已經兩年，將會和另一專頁合作推出一系列Global Badges，把我們熟悉的國際知識變成精品收藏，此外有另一公司把國際關係變成戰棋，這都是圖像年代知識傳播的途徑。
問：另外還有研究顧問、社會企業兩個範疇？
答：這些其實是延續我的史前史。十多年前回香港時，成立了一個叫Roundtable的團體，也許不少朋友還有印象，當時主要是一群年輕學人用一個相對中立的平台參與社會，目前在政府和不同政黨的，就有不少它的成員，同時它也是合資格的慈善團體，舉辦了不少國際視野有關的青年活動。但現在社會氣氛截然不同，未來大格局無論是否喜歡也相當清晰，本來已打算讓它自然消失。但不久前和朋友聚舊，發現大家雖然對政治麻木，但依然認為平台有其存在價值，於是我想，何不結合推廣國際視野的理念，令Roundtable重生？所以找了一些資源，把它重新定位為，例如上次我到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的學校演講，深受觸動，回港後籌備了一個活動，贊助伊拉克學生來交流。通過這模式讓這段歷史有一個交代，也算欣慰。
至於研究，當青年學者不再年輕，自然不能停留在評論層面，未來會和一位總商會的partner合作，基於多年累積的網絡，系統化這個國際政治經濟專家人才庫，通過共享模式建立agency，向企業提供諮詢服務。
提升文化智商
問：說到「推廣國際視野」，不少人覺得很虛，有沒有方法解決這問題？
答：這是這些年念茲在茲的。大家認為國際視野太抽象，因為不容易有客觀基準，但其實在IQ、CQ、AQ以外，學界已有「CQ」（文化智商）指數，探討怎樣提升個人和不同文化背景人士相處、合作、製造資本的能力，一些國際企業如Starbucks等的聘請，也加入了CQ。我們爭取了一些經費，正在和一些與CQ有關的社企建立一個聯盟，系統性推廣CQ研究和應用，這是我相當有興趣的事。
問：這些公司之間有沒有其他synergy，整體business model、市場，又是怎樣？
答：我剛回香港時，幾乎沒有人以國際關係為primary identity，我對這個品牌的推廣，日子有功，也會水滴石穿。實業也一樣：我們目標是通過衣食住行，深化國際關係在未來生活的重要性，唯有同時運作這些公司，才能製造相互倚重、共享網絡、降低營運成本的群聚效應。例如咖啡店會有各國專題，旅遊講座就是有機整合，各種小精品也得到落腳點；結合到網絡社會，會變成不同creative內容，另一些像AI地球儀會成為教材，再crossover到教育產業；教育其中一個KPI是提高CQ，這又回到社會企業一環，再鼓勵青年進行國際關係start-up，一切就構成ecosystem。這不可能是大眾生意，然而有興趣深度旅遊、認識全方位國際教育、仔細研究生活品味的，都是有知識、有消費力的中產，這個群組聚起來的big data潛力無窮，要移植海外，也有共性。
問：這樣多不同公司，你是怎麼打理的？
答：我不愛micro manage，每間公司必需獨立運作，各有具體負責人，他們必須有直接持分，才會產生ownership。目前的架構，GLOs這個Confederation有一個秘書處，有三位founding consuls，他們各自協調兩個範疇的公司、同時也是其中一些公司的co-founders，我自己只專注幕後集資、開拓、QC，以及在未來學範疇建立學術規範，其他時間就是看書和field study，否則是沒有機會沉澱思考的。
問：對企業的長遠目標是怎樣？打算什麼時候exit？
答：GLOs是為了知識轉移的滿足感而驅動，不是為了exit而存在，只要能自負盈虧，已經很好。現在還有五、六個概念可變成實業，然後就集中深化了。本來我們認為，能到GEM Board上市是一個目標，其實也到達數字的門檻，但GEM改例後吸引力減低了，也就暫時擱下。至於在個人層面，越快能全盤交接給其他同事越好，那樣人生才可以到達另一階段。
問：關於個人生活，你是否還有時間參與其他工作？
答：我很認同slasher，除了收入原因，也因為跨界別累積知識、社會資本，才是繼續成長學習的唯一方式。雖然業務已足以支撐我的基本生活，但除了GLOs，我依然會參與學術，現在是內地一間籌備中的私立大專院校的籌備院長，依然是中大、港大的客席副教授，新加坡、內地一些院校的客席學人，也保留一些行政職務。至於傳媒，我依然是《信報財經新聞》的主筆，在《彭博商業週刊》、《紐約時報》、《亞洲週刊》等都有顧問一類角色，不過也在轉型中，近年思考多了國際關係未來學，因為純即食評論實在太缺乏養分了。還有做多了的是一些大企業的顧問工作，至於唯一希望徹底抽身的，只有無無謂謂的政治醬缸，但怎樣令新一代能拋開種種標籤、打破近年被本土思潮弄得愈來愈狹隘的小城視野，重新培養既能拓展東南亞腹地、又能善用大灣區資源的國際公民，這是我真切的信念。十年前，我在《亞洲週刊》提倡Glocalization這口號，回應香港威尼斯化的危機，我是至今真心相信的，現在是實踐的時候了。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