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個社會,企業家是國家經濟的主體。如果根據馬克思「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的觀點,人們可以說,沒有企業家群體的崛起就沒有國家的崛起。近代以來,無論是早些時候西方的崛起,還是後來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崛起,都說明了這個現象。
從反面來說,即使國家通過政治力量「強行」崛起,但如果沒有一個企業家群體的支撐,國家的崛起就會變得不可持續。不說久遠的歷史,蘇聯的崛起即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在計劃經濟下,國家替代了企業家的角色,儘管在建國之後的一段時間裏,國家能夠集中最大的資源來搞經濟建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因為缺失企業家群體,最終沒有實現可持續發展,在和西方的競爭過程中敗下陣來。
類似地,二戰以來,很多發展中國家在贏得獨立之後,即使政治領袖具有崛起的雄心,但因為缺失企業家群體,經濟發展缺失主體,國家崛起計劃只好付諸東流。歷史地看,沒有人會否認政治的重要性,但政治如果沒有企業家群體的支撐,便往往是無效的政治、空洞的政治。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崛起也是以經濟崛起為核心的,這個過程中企業家群體的作用自然怎麼評估都不為過。不過,在進入新時代以來,因為內外環境的急劇變遷,企業家群體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總體來說,中國仍然為商人群體居多,而少企業家。商人和企業家既有關聯,更有本質性的不同。簡單地說,商人以賺錢為己任,一切以錢的多少來衡量企業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就,而企業家則以改造世界為己任。
中國企業家的本質和特徵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企業家群體表現出至少如下特徵。(也應當指出的是,這些特徵也表明了這個群體今天所面臨的挑戰是難以想像的,因為這些特徵與其說是中國企業家的本質,倒不如說是企業家所處的環境造就了這些特徵。)
第一、離錢太近,離科學技術太遠。大多數人見錢眼開,唯利是圖,但對科學技術不那麼感興趣。商人自古就有,但企業家更多的是近代工業化的產物。經驗地看,近代以來的企業家群體是資本和科學技術相結合和整合的產物。西方的企業家改變了世界,但離開了科學技術則無從談起。世界上很多文明都好商,但商本身不足以構成國家崛起的動力。成功的國家都實現了從「商人」到「企業家」的轉型。沒有這個轉型,國家崛起會變得極為困難。當代中國儘管也培養了一大批專於技術的企業家,但相對龐大的商人群體來說,這個群體的人數仍然太少。
這些年,中國人蜂擁至日本購買普通的馬桶蓋、電飯煲等,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這並不是說,中國人沒有能力製造優質的馬桶蓋和電飯煲,而是沒有工匠精神,沒有能力建設自己的品牌。這樣的事情雖小,但很能說明問題,那就是中國儘管是製造業大國,但對技術和技術的改進仍然處於漠視狀態。中國已經遠離傳統的「製造業」概念,確切地說是「組裝大國」。今天,很多企業深刻擔憂中美技術冷戰的來臨,因為一旦發生技術冷戰,技術進口就會變得困難,企業就必然面臨生死存亡的威脅。
第二、離權力太近,離使命太遠。企業有無使命?可以說,企業家的「初心」是有的。看看中國企業的發展歷史,很多企業最初也是雄心勃勃,想幹一番大事業,但可惜的是,逐漸地或者很快地,企業的使命發生了「異化」。對一些人來說,錢就成為了唯一的「使命」,而另外一些人則以和權力的關係來衡量成功。「權力崇拜」文化在中國根深蒂固,幾乎已經成為人們的血液,企業家更不例外。
儘管表面上看中國有「士農工商」的傳統,「商人」處於社會等級的最底端,但在實際層面,「商人」和「權力」的關係一直很密切,「紅頂商人」層出不窮。商人只有社會地位,沒有政治地位,但一旦靠近權力,和權力拉上關係,便可「狐假虎威」,似乎自己也有了權力。再者,商人這樣做也是有經濟理性的,賺錢不容易,通過和權力的關係而得到「政策尋租」的機會,是最容易賺錢的方式。企業家和權力之間的這種關係在當代中國不僅沒有改變,反而變本加厲。
第三、離官員太近,離老百姓太遠。經驗地說,官商永遠是一體的,但「官民一體」或者「商民一體」充其量也一直只是一個難以實現的理想。「官商一體」主要是因為兩者有共同的利益。中國企業家或者商人是最懂得官員需要什麼的一個群體;而官員也是最懂得企業家或者商人需要什麼。官員有「潛規則」(金錢等)或者「政績工程」的需求,企業家和商人有「政策尋租」的需求,兩者之間經常互相幫忙,或者互為工具,通過合作達到各自的目標。
西方學者說中國是「公司型政府」(corporate state),描述的便是這種情形。但很可惜,無論官員還是企業家卻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麼。理論上說,在商業社會,消費者(即老百姓)是「上帝」,但實際上,消費者是最弱的一方,是最容易被欺騙的一方。這些年來,商界充斥的醜聞(毒奶粉、疫苗、食品、假商品等等),無一不是針對普通老百姓的。儘管中國的消費者越來越成為龐大經濟體的支柱,但仍然沒有實現其消費權的有效機制。
第四、離政治太近,離社會太遠。所有社會,政治和經濟不可絕然分離。企業家需要關心政治,不關心政治的企業家不會太成功。不過,企業家本身不是政治人物(除非棄商從政),不能把自己視為是政治人物。當然,企業家參與政治則是另外一回事情。企業家具有豐富的經驗,尤其在經濟事務方面,他們的實踐知識對國家的發展至為關鍵,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參與到國家政治過程之中,把這部分知識貢獻給國家。但是如果企業家的政治參與過程演變成為「政策尋租」過程,就會離政治過近。離政治過近的危險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政治變化無常,今天的「朋友」便是明天的「敵人」。
離政治近可以「培育」出企業家,但更可以葬送企業家。實際上,企業家的最大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企業做好,而要做好企業便要接近自己的「上帝」,即消費者。不過,很可惜,中國的企業家離社會實在太遠。在很大程度上,一些企業可以說是「政治企業」,只對官員負責,而社會則是被忽悠的對象。
這些年來,儘管「公司的社會責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概念也進入了中國的企業界,但到底有多少企業把「社會責任」當做是它們運行的內在動力?對很多企業來說,即使是「社會責任」,大量的行為也是在做給政治看的,而並非真心實意地為了社會。經濟發展了,但社會也被破壞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保護社會的努力實在太少。保護社會既是政府的責任,也是企業的責任。當政府和企業都不僅不保護社會,反而破壞社會的時候,人們可以想像這個社會的樣子。
第五、在國際社會上,離「機會」太近,離「規則」太遠。對中國的企業來說,走向國際市場實在不容易。國際市場已經被發達國家所佔領,中國企業家是國際市場的「後來者」,「走出去」處處受擠壓,要承受更多、更大的風險。這就要求企業作更多的努力,儘量根據市場的規則來行事,以減少風險。但企業家對這個客觀環境認識不清或者沒有足夠的認識,從而把自己推向「風險地帶」。
很多企業家走出國門之後,一旦看到機會,便失去了理性,什麼事情都敢做。一些企業家在國內也經常是「機會主義者」,出了事情,就通過和權力、官員和政治的關聯來化解風險、求得問題的解決。問題在於,如果走出國門之後依然是機會主義者,要通過什麼途徑來化解風險呢?國內的「權力關係」很難延伸到國外。當然,也有一些企業家走出去之後的確能夠和當地政府權力、官員和政府建立各種關聯。不過,這種關聯也正是這些企業所面臨的巨大風險。一句話,對企業家來說,如果對「機會」所包含的風險評估不足甚至看不到,最終肯定是要出問題的。
社會環境制約企業發展
誠如前面所說,企業家所具有的這些行為特徵,大多是企業家所生存的社會環境的產物。但不管其起源如何,它們也是客觀存在的,有效地制約着企業的發展。就是說,如果要改變企業家的行為,就必須改變他們所生存的社會環境。
在這方面,政府作為的轉型是關鍵的。在中國,政府本身是企業最重要的營商環境,光有企業自身的努力難以改善營商環境。所謂的營商環境也就是一系列制度機制的存在,包括法治、政商關係、明確的產權、財產保護等等。產權的「明確化」和「保護」已經討論了數十年,但仍然處於兩個極端。對自由派來說,是私有產權;對左派來說,是國有產權。這種意識形態的爭論永遠不會有終結點。
經驗地說,無論是國有資產的產權還是民營資產的產權,都需要明確化,都需要得到保護。近來人們開始討論「中性制度」的確立問題,但在意識形態、制度和政策各個層面來實現「中性」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同樣,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似乎剛剛有了點意識。之前,這個概念只是為了應付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壓力,現在人們終於認識到了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是為了自己的可持續發展,而不僅僅是為了應付西方的壓力。如果上述這些構成了企業的營商環境,還必須塑造企業「趨善」的制度環境,例如確立可行的稅收制度,鼓勵企業群體承擔和行使社會責任等。如果企業不能承擔很大一部分社會責任,政府失敗便是可預期的。
在國際市場上,中國企業首先要遵守現行市場規則,哪怕是不合理的規則。只有在接受的基礎之上,才能進入國際市場,再尋求改革、改善和創新市場規則。在航海時代之前,世界各地已經形成了地方市場規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人和英國人開拓世界市場,破壞了原來的市場規則,確立了符合自己利益的市場規則。不過,當時的世界處於「弱肉強食」時代,「適者生存」,沒有其他國家有能力來抵抗這些列強的強盜行為。
但現在的情況已經大為不同,通過長歷史的全球化,已經形成了全球市場和與之相關的市場規則。這需要中國企業的智慧。但不管怎樣,政府和企業的合作原則是不變的,光是政府或者光是企業,都不足以開拓海外市場。企業在國際市場所面臨的挑戰,和政府在國際組織所面臨的挑戰幾乎就是一樣的。儘管如此,政府和企業如何通力合作走向國際,仍然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不過,在所有這些要素中,企業家群體的自我認同建設最為重要。如果企業家群體不能成為一個尋求獨立的群體,而繼續是權力、官員和政府的附屬物,所有其他方面的變化也拯救不了企業家。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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