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方近代政治經濟分離模式不同，東方文明尤其是中國演化出了另一類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中國文明從來沒有在知識層面把經濟視為一個獨立領域，在經驗層面，經濟也從來不是一個獨立領域。經濟活動從來就被定義為政府責任的內在部分，政府把推動經濟發展作為己任，同時也從這個過程中產生政府的統治合法性。
儘管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在不同歷史階段表現形式不同，但經濟活動是政府的責任這一政治經濟哲學，從古代到當代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在社會層面，老百姓的文化心理，直到今天仍然對政府的經濟責任抱有高度認同。
確切地說，在東方，經濟從來就是國家治理的一個有效手段。在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文獻《管子》中，首篇〈牧民〉就論述了經濟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儘管有不同看法，但對政府的經濟角色並無異議，在這方面各派之間不同的，只是政府和經濟的關係有多深的關係。自漢代的《鹽鐵論》以降，中國基本上對政府的經濟責任，及其政府如何承擔這個責任有了共識。
西方近代以來，很多學者把中國視為水利社會，進而把水利社會視為中國傳統專制主義（東方專制主義）的經濟社會根源。這是單純從近代西方經驗出發的，因為正如本欄上周所討論的，自近代以來，西方走了一條政治和經濟分離的道路。水利社會僅僅是中國政府經濟責任的表現之一。
今天，西方把中國看成是國家資本主義。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如果人們梳理一下從漢朝到當代中國的經濟形態，就會發現中國幾千年來「吾道一以貫之」，存在着一個比較有效的政治經濟體制。人們叫它資本主義也好，叫它市場經濟也好，中國一直以來至少有三個市場共存（或者有三層資本）的大結構。頂層永遠是國家資本；底層都是自由民間資本，像今天的中小企業；還有一個中間層，就是國家跟民間互動合作的這部分。
在這個結構中，有些領域主要關係到國民經濟主柱的領域，國家一定要佔主導地位，但是大量的經濟空間要放給民間自由資本；同時在中間層，政府和民間資本積極互動，有合作也有競爭。通過三層資本結構，政府維持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平衡，履行經濟管理的責任。
中國歷史中 國家與市場四次失衡
在中國那麼長的歷史中，只有四個比較短的時期走了極端，變成了經濟國家主義化，即國家完全佔了主導地位，市場被有效扭曲甚至被消滅。第一個就是兩漢之間的王莽改革時期；第二個是宋朝王安石變法時期；第三個是明朝朱元璋的改革；第四個就是改革開放前那段時期。
在這四個時期，國家跟市場完全失衡，偏向了政府。除了這四個時期以外，中國的國家跟市場基本上都是相對平衡的。不過，應當指出的是，即使是在這四個時期，政府的出發點仍然是更有效的經濟管理或者更快的經濟發展。
這三層資本共存的結構也決定了，在中國，市場一定要服從國家治理規則的規制。市場存在着，但不是西方早期資本主義那樣的完全自由市場，而是被規制的市場。近代以來，西方的市場儘管也是被規制的，但基本上還是資本佔據主導的市場，即使政府也要服從市場原則。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最好的經濟學著作就是《管子》。如果要解釋中國經濟幾千年的經濟歷史，《管子》比西方任何經濟理論都有效。例如，西方經濟學講供需關係，但供需主要是靠市場調節。後來的凱恩斯主義有點不一樣，即強調政府在這一過程中也要扮演一個角色，但市場仍然是主體。《管子》不講供需，而講輕重，但調節輕重的角色便是政府，而非市場。
近代以來，面臨來自西方的挑戰，中國各方面快速轉型。但在很長的時間裏，至少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要解決的是「國家與革命」的問題，而非「國家和發展」的問題。這個順序並不難理解，因為只有確立了政治秩序之後，經濟發展才能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等把政治秩序置於優先地位的主張，即使放在中國的背景中也不難理解。
近代以來，在解決「國家與革命」問題上，中國各派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主張，但日後的經驗證明，中國共產黨是成功的。這個關鍵便是中共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列寧的《國家與革命》要解決的，便是在落後國家如何通過革命，確立一個新的政治秩序的問題。毛澤東一代革命家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把列寧的學說成功應用到中國革命上，在和各種政治力量的鬥爭中勝出，確立一個新的政治秩序。
建國之後，在一段時間裏，毛澤東也曾經想繼續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發展」問題，但並沒有預想的成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是當代世界少數幾個最成功解決了「國家與發展」問題的國家。實際上，改革之所以成功，在潛意識上，便是對中國傳統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回歸。從傳統看，中國的改革不是無源之水，而具有必然性。這種深遠的傳統，使得中國和其他國家區分開來。
和西方區別開來，因為中國儘管向西方學習市場經濟，但不會放棄作為有效推動經濟發展手段的國有企業。或者說，中國不會變成西方那樣的經濟，使得政府不能有效干預經濟活動。中國和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區分開來，因為中國不會像這些國家那樣，通過簡單的政治手段（政治開放和民主化）和大爆炸式的經濟手段（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和激進私有化）來幻想謀求經濟發展；中國也和很多發展中國家區分開來，這些國家幻想通過依賴西方經濟來謀求發展。
今天，西方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主要是從西方的意識形態出發的。另一方面，中國怎麼變也的確不會變成西方那樣的市場經濟。中國還會繼續是上述三層資本、三層市場結構，互相協調着往前發展。較之西方體制，這一結構有它自身的優劣。跟西方市場經濟比較，中國一些經濟部門主要是國有部門的效率會差一點。
但這裏必須指出的是，西方的公共部門（相當於中國的國有企業），其效率也是成問題的。再者，中國經濟的效率和創新能力在其他兩層，即底層的自由企業和中間層，並不比西方的低。就中國的優勢而言，中國三層結構經濟體能夠預防大的經濟危機、能夠建設大規模的基礎設施、能夠大規模有效扶貧等。
西方資本主義，正如馬克思所分析的那樣，不可避免地會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比如1930年代的大蕭條，1997年/1998年的亞洲經濟危機，2007年/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等。中國過去40年基本上沒有經濟危機，這跟這個政治經濟體制的調控能力有關係。
東西方政治經濟模式 各有挑戰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很短時間裡已經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就，從鄧小平所說的「貧窮社會主義」提升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不過，中國對人類共同體更有意義的事情，並不僅僅是中國已有多少人致富，而是已有多少人脫離貧窮。
在過去40年裏，中國已經促成7億多人口脫貧。這個社會奇跡遠比經濟奇跡更為重要。如何理解這個奇跡，就是這裡所論述的中國文明的政治經濟觀念，以及這一觀念所演化出來的政治經濟體制。
廣義上說，東亞經濟模式也是中國文明的衍生。東亞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台灣和新加坡，被世界銀行視為東亞奇跡。人們發現，二戰後，在僅有的十幾個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中，東亞就有這五個。而這五個經濟體就處於傳統意義上的「儒家文化圈」內。在儒家文化圈內，一個普遍意識就是推動經濟發展是政府的責任。這五個經濟體對政府如何推動經濟發展也有不同看法，但沒有人會懷疑政府要推動經濟發展，它們的一個共識便是：發展是硬道理。
進而，這五個經濟體的政府不僅推動了經濟發展，還做出巨大努力，通過社會建設，培養中產階層，實現了社會轉型。今天，其中一些經濟體（尤其是台灣）因為效法西方民主，政府和經濟開始分離，政府無力繼續推進經濟發展，結果造成類似西方的問題。這個趨勢也是值得觀察的。
今天，東西方兩種政治經濟模式都面臨問題和挑戰。無論從理論上還是經驗上來說，西方面臨的問題須通過結構性再造來解決，而中國面臨的屬於在現存結構上調整和改進的問題。
在西方，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實現政治經濟之間的再關聯，也就是政治如何再次對經濟行使權力，使得經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政治的需要，從而在經濟和社會之間實現再平衡。西方目前內部民粹主義崛起，對外經濟民族主義崛起，主要是要解決內部經濟問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西方經濟結構失衡的產物，但這麼多年過去了，經濟結構並沒有變好。主要的問題是，在政治很難作為的情況下，結構性調整光靠經濟力量本身就很難實現。
這些年來，美國政府在經濟上比較有所作為，包括再工業化、技術創新、保護本國產業等，不過，包括和中國進行貿易戰在內的很多方法，並不能改善內部經濟結構，從長遠來說，也必然產生更多的新問題。北歐少數國家開始試行「一人一份工資」模式，但很顯然這也不是什麼新思路，而只是福利模式的擴大版。西方如何能夠像當年建設福利國家那樣，再次進行重大改革和調整來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再平衡，有待觀察。
對中國模式來說，經濟發展一直是政府的責任，這一點不僅不會放棄，而且會更加鞏固。中國可以改進的地方也很多，但主要是圍繞三層市場之間實現平衡這一目標。無論是國家主義佔據主導地位，還是市場主義佔據主導地位，都會導致失衡，進而發生危機。如何實現平衡？這需要產權、法治和政策各個層面的共同努力。
就產權來說，光強調私有產權的明確和保護遠遠不夠，國有企業的產權、國有和民營合作的產權和私有產權同樣需要明確化，需要具有同樣的權利。對法治來說，法律必須平等地適用於三層資本。應當強調的是，在這方面，現有政治或政策保護遠遠不夠，急須把政治和政策的保護轉化成法治保護。
對政策來說，主要是根據三層資本的發展情況，尤其是失衡情況進行調整。這就決定了政府在必要時，對不同資本進行扶持和發展。需要進一步研究和釐清，哪些領域必須以國有企業為主體，哪些領域可以大量讓渡給民營企業，哪些領域可以政府和民營企業進行合作等問題。
政府須要促成國有企業追求自身的發展能力，而不是通過現有方法（例如壟斷、政策尋租等）。政府更須賦權社會本身培養自身的發展能力，包括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使得社會有能力平衡資本的力量，而不是僅靠政府平衡。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