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至2013年度是香港的大學歷史性的一年，大學轉四年制可以說是香港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全港的大學開始一個雙軌年，即有兩批大一的學生就讀，一批是三年制，另一批是四年制；這一批三年制也是最後一批，其後，英式的三年制大學正式在香港壽終正寢。對中文大學來說，重啟四年制可說是似曾相識；因為在1997年前中大實行的就是四年制。有說，四年大學制較傾向通識（或者是嶺南大學前校長陳坤耀所創發的「博雅教育」）與及普及敎育，但所謂着重的通識，是否真的通識？傾向通識後，學生又是否學到真正知識？
如果要比較三年制大學和四年制大學的優劣，似乎是一篇博士論文的題目；不過，大致說英式三年制較傾向於精英及專業，四年制較傾向於通識及普及。中大實行四年制的時候，就極其看重通識教育，回復四年制實在駕輕就熟。環顧全港的三年制大學，所增加的一年級的課程，絶大多數以通識學科為主，再加上若干的語文課程等，就湊足了一年30個學分。
嵌入通識學科的目的，相信高等教育界人士都沒有異議：培育一個目光遠大，鑑古知今又擁有人文質素兼且關懷社會的大學生，總之，培育一個經過全人教育的人才。但是，什麼樣的具體科目能夠達致這樣的敎育鵠的？數十年來卻有極大的議論差異，以中大為例，傳統上大概以人文學科為主，70年代，我在中大就讀的時候，新亞書院的通識就有三史（中國通史、哲學史及經濟史）揀一史。
全球化時代來臨，通識教育似乎又負多了一重使命，就是培養充滿創意的學生。這裏出現了兩個問題：第一，現在對於什麼是通識的科目（不是目的），似乎是人言人殊，並沒有一定的標準；第二，通識教育究竟和創意有什麼關係，實在沒有什麼證據可資証明。
通識教育 只在思考方法與價值
事實上，學術界對於什麼是通識科目，有極大的爭論，通識意含着常識，而某一科是否常識，實決定於鑑定該科是否通識的人的背景。物理學家而言，相對論可能是通識；對天文學家而言，宇宙的黑洞可能是通識；不待言，對中國近代史專家來說，五四運動是通識；對香港政治學者來說，彭定康的改革是通識；對近代文學家來說，提及魯迅的「黑暗的閘門」可能是通識，對於中共黨史專家而言，中共第一屆代表會議竟然有兩個外國人參加可能是通識；對數學家而言，世間所有事物可以數字表列可能是通識；對於電影工作者來說，艾森斯坦的蒙太奇是通識。最後，科目最有可能由各系的敎授所決定。
現在我們看到的大學通識敎育的科目卻是林林總總各系各科，有科學、商科、宗教、歷史、哲學、法律及政治等範疇，學生被要求在這些科目上選修若干課，以作畢業之用。這些學科和創意有何關係？實在莫名所以。
其實，真正的通識敎育只須集中培養學生的兩方面：獨立思考方法及價值觀念，前者可以修讀邏輯、思考方法及知識論等科目，後者所修讀的科目可包括倫理學、生命學及宗教學價值的哲學等科目。一個真正的全人應該具備獨立思考及能夠作出大是大非判斷的人，而不是在某些領域略知皮毛知識的學生，可惜現在的通識科目已經多於山積，要正本清源，實在是不可能的事了。
與此同時，修習通識的學科多了，相對的學生專業學系的科目也會減少了，這樣，專業知識學習也就減少了。現在，一般人誤認為知識是背誦之學，事實上，知識就是文明進步積累的成果及人類對其認知；沒有這些知識，人類沒有發展，不下苦功是取不到的。
17世紀英國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仍是真理。沒有堅實的知識基礎，不能有深度的人文質素，更不能鑑古知今，我恐怕零亂的通識課程正在削弱大學作為知識發掘及傳播中心的地位。
培養創意 知識不可或缺
現在的敎育界常常強調要培養學生的創意，引入各種通識科目的其中一個重大原因，也是為了提高學生的創意。但是，我卻認為大學的主要目的或功能，並非培養有創意的學生，大學要培養的是能獨立思考，兼且有社會責任感，並擁有豐富知識的大學生，創意僅是其次。當然，知識與創意並非是對立的概念，但是，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上才有關係。事實上，筆者認為建基於知識的創意，才是真正的創意，否則只是胡思亂想而已。
所謂知識，是對社會現象及自然現象的有系統的經驗陳述。前者為社會科學；後者為自然科學。不過，科學哲學界又有形式知識，例如數學及邏輯，不涉經驗事物，一般人可以不理。既然是經驗事物，必須是可學習的，而記憶是學習知識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位擁有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豐富的學生，表示了他可記憶或者懂得這些知識。
近年來，大中小學教育卻貶斥記憶知識，崇尚所謂創新或創意。很多人認為所謂創意是漫無牽掛，眾無我有，亂加發揮；以前的人沒有想到的或做過的，我想到或者做到的就是創意或創新。事實上，這樣的觀點十分膚淺。
大學的建立及存在，在於發現、建立知識及傳播知識。大學的所有學系，都是傳播知識的，例如醫學、科學、工程、法律及社會科學等。在人文科學中，大概藝術科較有想像力的空間，而依賴記憶力較少。當然，在科學、醫學及工程學等，不是說不能談創意，而是說創意是建基於知識傳統。
大學積累知識，形成傳統，後人學習必須記誦之，愛恩斯坦的相對論，科學界認為是天才的科學理論，但是其建立是建基於牛頓的物理學，而學習牛頓的物理學是知識；創意是有知識的創新，而創新也是相對於過去的知識傳統，世間並沒有無中生有的創意或創新。
在社會科學界及科學的哲學界別大家孔恩（Thomas Kuhn）所締造的「範典」（Paradigm）學說，影響極為深遠，被認為極有創意的科學的哲學學說，但是這個「範典」亦是批判上世紀60、70年代的邏輯實證論的「線性的科學發展觀」而來的。
換言之，孔恩是研究各派科學的哲學之不足，才發展自己的學說。研究各派之不足，必須認識這些知識系統。16世紀意大利畫家達文西的千古名畫《蒙娜麗莎》之所以不朽，是因為打破中世紀千百年以來的耶穌及聖母為中心《聖經》題材畫法停滯平面的技巧，取而代之的是畫面內有山谷及河流的立體感，中心人物卻是一個千嬌百媚的女性；從《聖經》題材而變成人世間的俗世女性，實是人性的偉大回歸，也是人文主義的象徵。
通識教育零碎 恐削學生創意
電影史上，成龍的「諧趣功夫」片，到李連杰拳拳到肉的「肉搏功夫」外，再到周星馳的「科幻功夫」片，俱大有創意，為香港電影大放異彩；但是他們的創新都是基於對以往電影題材的開拓，換言之，沒有以往的電影缺失，也就沒有他們的創新，他們的創意也是基於對以前電影的知識。這些創新電影導演及編劇，並非無放矢的。
就算大學中的藝術學系，固然較有想像的空間，但他們的創新也是要對照傳統的發展。小說技巧意識流的出現，是相對於以前時間之順序的傳統，畫壇上的超現實主義或達達主義是相對傳統的寫實主義等等。
以上的例子，試圖說明世上並沒有無中生有的創意，創意的前提及基礎是知識，而知識是要長時期的努力才可以成功取得的。現代大學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大學中學化」，「中學化」一個徵象就是課程之淡化，通識科目的大量增加，令到專業學系內本身的科目減少，從而令學生失去對本身科目的深化認識，讀完大學，僅得中學程度的知識而已。在電腦及互聯網的發展下，現在學生已經習慣於「影像思考」，而拙於「概念思考」。「影像思考」是片段的、短暫的、互不關聯的、非邏輯性的、感性的、即興的及非倫理性；而「概念思考」是整體性的、嚴謹的、推理性的及持續性的。毫無疑問，「概念思考」是獨立思考之基礎。我恐怕零零碎碎的通識教育，會令到年輕一代知識基礎更加薄弱，從而更削弱創新的可能性，大學教育的目的雖然高尚，但是學科的建構並未趨向正確的方向，淺化的教育實踐的結果，是令學生變成思想的跛子，更遑論思想的創新。
事實上，知識之發展實依賴記憶，因此，記憶和學習是分不開的。記憶可說是學習的基礎，學習是尋求及發展知識，沒有記憶，知識追求成功不可能。年青人記憶力強，更應在少年時期多加運用。中學及大學的階段更是重要。在中英文學習上，有時更需要背誦。
背誦範文 有助了解文化
教育界人士都看到，近年來中學生及大學生中英文水平日益下降，原因可能是多元的；但在中學階段中語文學習不得其法是其中之一，例如中學範文之取消，更是重要的因素。須知道一個中學生如果能夠背誦三、四十篇範文，相信對於他們的文字技巧及歷史文化知識肯有所裨益。好文章不外乎三個要素，第一，才情；第二，文字；第三，內容。才情是個人天生的，後天教養作用有限；文字的修養不能不靠熟讀好文章；範文是重要的；至於內容，古文能增加中國文化知識，年輕人應該大量閱讀及增加社會經驗。
以自己的經驗看，數十年來，從李白《早發白帝城》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到王維《竹里館》的「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到諸葛亮《出師表》的「臨表涕泣，不知所云」，再到王勃《滕皇閣序》的「蒼然暮色，自遠而至」及「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以及到杜甫《春望》「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居易的《長恨歌》「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再到曹植《送白馬王彪》的「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稀」等等精妙文詞。
在中學以後，未曾再接觸這些篇章，如今仍歷歷在目，數十年後再回味咀嚼，對中華文化有更深刻的體會。青少年時代，記憶力強，背誦經典文章，正是合時，我實在很感謝少年時代制度要求考試的背誦。
事實上，不但中文經典可以背，英文的也可以背。當年我要考《聖經》，曾背誦大量《聖經》福音，後來留學歐洲兩年，才知道《聖經》對歐洲文化影響之大。少年時代的《聖經》學習，奠下了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及欣賞。如果我在大學的語文課程提倡背誦經典文章，相信一定給人嗤之以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