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逝世，總會引起不少唏噓。香港今年「死得人多」，一個接一個演藝、學術、文化、電影界的巨匠級人物相繼仙遊，令人覺得真是「一個時代的結束」，隨之而來的是一種無奈和惋惜。
一代人物，跟他／她所屬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時勢造英雄，很多名人的成就，今天已無可能複製。就如查良鏞先生，除了寫小說成名，還辦了一份在知識分子界曾經廣受推崇的報章《明報》；其後投身政治、參與起草《基本法》，為香港制訂政制藍圖，毁譽褒貶不一。能夠跨越不同領域但都可以成為獨當一面的人物，現在還可以有這種人嗎？
一個時代的結束
《明報》1960年代大量報道中國內地的消息，揭露了許多黑暗面，社論則大力鞭撻文革、批判毛澤東的極左路線，為民請命，儼儼然成為中文報業的良心──那個年代，大陸閉關鎖國、與世隔絕，香港成為窺探內地局勢、觀察中國政局的唯一窗口，更是中國人社會可以左中右政治觀點並存、互相攻訐但大體上仍可和平共存的地方。
那是一個中文報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形式多樣的年代，沒有太多政治正確、怕誤踩「紅線」的顧慮，媒體爭取的是讀者、銷量和廣告，而不是政府和西環的照顧和祝福。查先生辦報後期引起不少非議，然而1960年代堅持的批判精神的確難能可貴，充分利用了香港的自由空間為民發聲，在那個年代寫下了輝煌一頁。
鄒文懷先生是另一位傳奇人物。他是電影業大亨，發掘了多位超級巨星，更把香港電影帶到荷李活，成為華語影片「走出去」的先鋒，而且取得了亮麗成就。鄒文懷之前的香港電影業，仍然帶有濃厚的「大陸味道」，國語片、古裝題材是主流，本土特色和味道不多。
經鄒文懷捧紅的明星如李小龍、成龍、許冠文等，都是地道的香港仔；功夫片、警察故事、本地社會百態等題材，都是香港原創，自成一系，並且在國際電影圈打出名堂。那個年代沒有合拍片，也沒有大陸市場，然而香港電影業仍然可以興旺蓬勃、大放異彩，為什麼今時今日反而變成港產片「沒落」，要靠政府資助業界拍片？為何現在得到了內地市場，香港電影業反而「奄奄一息」？
還有饒宗頤教授。他是國學大師，名重仕林，1917年生於廣東潮安，1949年才移居香港，並非「土生土長」，但他說過：「是香港造就了我。」據饒公自述，「那個年代（指1949年之後），內地的學者沒機會出國，內地很多人受約束，研究什麼問題也要由其他人確定，不像我，想研究什麼就研究什麼……這個優勢很重要，是香港造就了我。」他在香港電台的《傑出華人系列》訪問中直言，在香港可與世界各地溝通，「留在家鄉，我沒有機會接觸這麼多事物，我的優勢是我在香港大學教書……我利用香港的機會，與世界各地溝通」。
與饒宗頤並稱為「南饒北季」的另一大師季羡林也是著作等身，但季羡林的經歷崎嶇得多，文革期間被批鬥抄家，也寫過「極左」的文章（〈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容誣衊〉，1976年1月24日《人民日報》），批鄧、批周、批判右傾翻案風；後來他在《牛棚雜憶》一書中，道出了在亂世時期做過的事並為之懺悔……那個年代，做學問的人能夠避開政治運動狂焰，專注於學術研究，不必說些違心話，是學者的幸運。饒宗頤說「是香港造就了我」，相信是他的肺腑之言。
今年逝世的名人之中，也有在那個年代甚有個人特色的，如非常「布爾喬亞」、崇尚生活品味的林燕妮。她的文章風格和文筆令當年的讀者耳目一新，既不同於張愛玲、瓊瑤的「傳統」，卻有現代都市女性的新風，令讀者眼前一亮。
還有玄學家（或稱堪輿大師）蔡伯勵先生。他傳承舊學但不是教授四書五經，而是把醫卜星相一類「雜學」的曆法和風水學問發揚光大，成為上至商賈富豪下至販夫走卒都感興趣的生活智慧。蔡先生特別令人懷念的，是他的儒者風範和平實沉穩，沒有誇張的言辭和外表，有的都是諄諄善導的忠告。那是一個從「玄」中求安心的年代，跟現在「玄之又玄」求財又求勢的浮躁，成為強烈對比。蔡先生那種讀書人式的玄學，已成為他那個年代的記憶。
逝者已矣，其中有些不是大名人，卻是我人生中的好朋友，例如何銘思先生。何先生是我大學畢業之後第一份工作的介紹人，他當時的官職是香港新華社統戰部長、副秘書長，因應香港回歸，籌組了一個名為培華教育基金會的組織，把一批在外國念完書回港的富二代組織起來，多點認識國家，提高愛國情懷。
當年「見工」過程很搞笑，何先生找秘書叫我在怡東酒店大堂等，我到埗後卻認不出誰是打電話給我的人。四顧張望之際，突然有人走近，低聲問：「你就是陳景祥？何先生在樓上。」原來他早就坐在二樓的咖啡廳，也許是打量一番之後才「相認」。如此安排，似是接觸線人多於面試見工！
我在培華做了一年就離開，聽何銘思說，新華社內「人事複雜」，很多人都想沾手培華的業務（可能是太多富豪及富二代，位置太重要），他做起事來也阻力重重。我當時剛出道，不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反正覺得事無可為，乾脆辭職就算了。後來到八九六四，他公開宣布退黨，也公開撰文表達了對許家屯（前香港新華社社長）的不滿，我才明白他說的「人事複雜」原來真的很複雜。
造就香港成功的條件 已一去不返？
何銘思先生是香港仔，畢業於喇沙，因「時代感召」加入中共，參加東江縱隊，後來回港成為新華社要員。那個年代，新華社有頗多這種香港土生土長或長期居港的港人幹部，他們在各個領域有深厚的人脈，了解香港人所思所感。香港順利回歸，這批港人幹部發揮了很大作用。有愛國情懷、長期在香港工作但跟內地一套行事準則以至價值觀愈走愈遠的香港幹部，何銘思只是其中之一。他們走到人生最後一站時，才發現自己變成兩面不是人，成為時代的邊緣一族。
名人逝世，往往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新時代，自然會有新的名人登場，循環不息，毋須太過唏噓。香港人念念不忘的，反而是那個年代造就香港成功的條件，是否已經一去不返？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