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及制度的反思
一樁惡行，往往由制度與人性之惡共同造成。西方有諺語道「人心中住着一個天使和一個魔鬼」，政治運動中為了自保、過關，心中的魔鬼被喚出來，去揭發、告密，甚至打人、殺人。楊顯惠寫的《夾邊溝記事》、艾曉明拍的《夾邊溝祭事》對此有生動具體的記載。彼此揭發的運動模式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緊張。沒有運動的日子，政治之弦依然緊繃。各行各業的人，包括農民或學生都得花許多時間參加政治學習、開會、聽報告。無形的繩子捆住人的思維，左右人的行為，它叫做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是控制思想言論，限制人們正當行為的法寶。
周孜仁曾經是文革時期的風流人物，為重慶兩大造反派之一「八一五派」最重要的筆桿子。階級鬥爭教育在這名求上進的好學生心中留下仇恨種子，他深信，「對敵人要像嚴冬一般殘酷」，敵人可以是他的同學、老師。他對領袖有着信徒般的景仰，願意跟隨毛主席幹革命，渴望成為拯救世界的天使，以生命為代價也在所不惜，文革中成為蔑視生命的狂熱份子，以無畏的勇氣拿起殺人的武器。他的反思不止於認識，之後他成為民間文革研究者，成績斐然。
王復興的故事幫助我們了解，家人之間為何因為政治而失卻親情。並非政治觀點不同，而是兒子害怕父親的「政治問題」影響自己的前程，不惜告發，與之劃清界限。父親來到他唸書的北大，兒子假裝是陌生人。父親是一位黨內知識份子，大半生受到組織的政治迫害。他們兄弟姐妹多年來不理會父親，令他每天受到來自親生兒女的「懲罰」。幸而父親活到文革結束，有機會接受兒子的一聲道歉。
德國從戰後至今，一直推行「非納粹化」運動。從公民教育入手，尤其針對學生，通過戰爭的描述，揭露戰爭殘酷和慘烈；通過講述受害者的悲慘境遇，揭露法西斯罪行，反省德國法西斯主義帶給世界人民的苦難；通過追溯和回憶，反思納粹德國的歷史以及德國人應當承擔的責任。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說：「每個德國人都必須反思自己在過去的作為和不作為。」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德國正視歷史的做法是對的，可以讓後代不重蹈覆轍。
中國的做法相反。秦暉指出，雖然徹底否定文革已經寫進黨的決議，卻漸漸避而不談，使得社會對文革的認識墮入誤區。將文革定性為毛主席發動人民群眾反對當權派的鬥爭之說，為不少人所接受，在對改革開放不滿的人群中尤為普遍。「擁毛反鄧」是毛粉的普遍意識，這是當今社會不穩定的隱患。站在當權派的立場上，自然會認為自己安安穩穩當官的前17年是對的，文革是錯的。也有少數「民主派」置文革的巨大破壞不顧，認為文革體現了民主，值得肯定。第四種文革敍事追溯到對1949年後體制的反省，在文革學者中是主流。
在文革剛結束的1980年代初，徹底否定文革曾經是黨內一致的呼聲。1983年廣西組織了10萬黨政幹部，花了4年多時間，調查、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宋永毅的文章便是基於18卷廣西文革調查寫成。每一個省、市、縣都有足夠豐富的史料寫一部地方文革史，但現有的文革史料被封存。徐友漁多年前指出，文革發生在中國，而文革研究在境外。如今文革資料收集最齊全的圖書館和研究機構，都在境外。直到1990年代末，文革研究在國內雖然沒受到重視和鼓勵，但也沒有被禁止。今天則因為誰也不能理解的原因，國內關於文革的文字都不允許發表。
文革後的黨和政府啟動改革，從行動上否定了毛時代。先從經濟體制入手，解散人民公社，將土地使用權還給農民立見奇效。幾個收穫季節便結束了30年來數億農民的半飢餓狀態。數年後，破天荒的，市民再不需要憑票買糧食、買肉、買豆腐。民營經濟得以擠進獨霸市場30年的國營經濟，出現所謂「雙軌制」。法制建設、政治與行政制度的改革滯後，經濟運作缺乏規則和秩序管束，如脫韁野馬，讓人性的貪婪有空子可鑽。處於近水樓台的官員及其親友先富起來了，1980年代末，民間對「官倒」的怨恨引發一場學運。學生得到群眾的支持，天安門廣場迎來歷史上最絢爛的春天，人們興致高昂，感覺在參與創造歷史。壯闊而動人的場景通過傳媒呈現出來，感動了世界各地的華人，香港人尤甚。領導者誤判，加之街頭運動難免的弊端，和解的機會一再失去，當局採取最極端的手段鎮壓學運。曾經凝聚了多少人的期盼，狂歡節一般開始的運動以悲劇收場，歷史大倒退，對文革的公開的反思戛然而止。
走出毛時代
1976年10月江青被捕，1981年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江青在審判庭上激動地高叫：「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盤上，雖然我不過是一個卒子……」江青文革前是一位極為低調的第一夫人，文革中拿到尚方寶劍，囂張跋扈。誰都知道她根本沒有能耐去發動和主導文革，讓她為先夫背上罪名毫無理由，符合了電視宮廷劇對紅顏禍水的演繹。1991年5月江青在保外就醫期間自殺。想必她至死不能明白，丈夫的遺體躺在水晶棺材中供萬人敬仰，肖像掛在天安門城樓上，象徵他不變的精神領袖地位，他的遺孀卻因為遵從其旨意被判死刑。這也是許多中國人心中的疑問，是無法永久迴避的對歷史的叩問。
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結束了1949年以來政治掛帥的毛時代。當時指導國家政策和個人行為的準則叫做「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會議同時決定了新的國策：「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40年過去了，國家的經濟政策、外交政策今非昔比，政治改革雖然沒有提上日程，一系列行政改革，司法程序的改革，都逐步推進。法律上對私有財產的保護，表示放棄了前30年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度；取消對農民極不公平的戶口制度，亦是對前30年的否定。最為意味深遠的改變，是取消了前30年的階級劃分，取消保密的個人檔案制度。而今的年輕人難以想像，你們的祖父母或父母當初升入初中、高中、大學的資格需要受到政治審查。如果此人的家庭屬於「剝削階級」，家人及親屬中有被關押、管制，或槍決的，無論學業成績如何，可能失去升學機會，或者只能進入次一等的學校。
按毛時代執政黨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消滅屬於剝削階級的地主、富農、資本家，沒收了他們的土地和財產是正當行為。這些被打倒的群體，農村的地主和富農、城市的資本家和實業家、知識份子中的思想者，曾經代表社會的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今天這個階層重新崛起，成為社會中堅。鄧小平有一句打破毛時代均貧政策的名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紅二代和官二代捷足先登，「地富反壞資（本家）」的後代佔先天優勢，成為這「一部分人」。有一則笑話道，某高官將母親從鄉下接到北京。看到兒子豪華的住所，奢華的生活，老人家憂慮地說：「兒子啊，好是好，共產黨來了怎麼辦？」歷史給我們開了頗大的一個玩笑。
文革結束後，公開的文革反思及對毛時代的反思，雖然沒有大張旗鼓地進行，但經歷過文革的人，大都醒悟。在百廢待興的1980、90年代，痛陳文革災難很普遍。鄧小平認為毛的旗幟不能倒，在三中全會之後三個月，發表了「堅持四項原則」的講話，制止了全國一片要求批毛的呼聲。實際上，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等黨領導人，已經把對文革的否定延伸到了對文革前17年的反思與否定。胡耀邦親自主持全國範圍的平反冤假錯案，不僅包括文革中的冤案，也包括前17年積累的冤案。大量在鎮壓反革命、反右等運動中受到懲處的無辜者，此時得以恢復名譽。雖然國家沒有對歷次運動的受害者作出補償，也沒有人向他們道歉，平反本身已說明哪一方做錯了。
老百姓只求平安，甚至不願意對兒孫講述過往的遭遇，希望他們與政府同心同德，入黨入團。2000年以來，民間湧現回憶寫作風潮，公開出版以外，自費印刷供親友閱讀。許多經歷苦難者認為見證歷史是自己的職責，生平第一次提筆。不少作者為各個政治運動的倖存者，有人曾經九死一生。這些回憶錄共同的特點是不控訴，不宣揚仇恨，僅求以個人的遭遇警世。他們的經歷，往往超過文學家的想像，揭示出文化和人性中的善與惡。
文革結束，中國大陸在經受巨大的人為災難之後，得到教訓與警示：前30年的根本政策必須改弦易轍，以求國泰民安、繁榮富強。長於書寫人類危機和時代創傷的作家石黑一雄，獲得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他談及個人，「那種誠心誠意、想要為社會做貢獻的人，卻因為沒有自己的思考導致在周圍一片狂熱中成了幫兇，最後後悔不迭」；他談到國家與民族往往傾向埋葬不光彩的歷史。缺乏對真相的揭示，對歷史教訓的總結，慘劇可能重複。本書算是各位作者為不忘文革盡的一份努力。
新書推介
書名：《中外學者談文革》
作者：熊景明、宋永毅、余國良
出版社：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6月
作者簡介
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民間歷史」項目負責人。1988至2007年任該中心助理主任。著有《家在雲之南：憶雙親，記往事》以及多篇人物記述及書評，編著《進入21世紀的中國農村》；《中外名學者論21世紀初的中國》；《史家高華》（合編）。曾獲美國Scone Foundation歷史檔案專業年度人物獎（Archivist of the Year, 2017）。
宋永毅，文革研究學者，當代中國史史料專家，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圖書館員。主要著作有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合著）；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合著）；《新編紅衞兵資料（各省市）》；《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主編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四種大型數據庫。曾獲美國21世紀國家圖書館員獎（21st Century Librarian National Award）和美國圖書館協會的勇氣獎（Paul Howard Award for Courage）等多個獎項。
余國良，歷史學博士。曾任《二十一世紀》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所長，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副所長。研究興趣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當代德國哲學。著有《海德格基礎存有學的認識論意涵》、《五四知識群體的革命論述》；編有《90年代的「後學」論爭》、《全球關係中的中國處境》、《上海：城市、社會與文化》、《概念史：理論與實踐》。
以史為鑒看文革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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