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投資界和企業界的大亨們都習慣稱陳琦偉為「陳老師」。因為他不僅是中國投資界的教父，也是名副其實的教授、經濟學家。1988年，在華東師大經濟系任教的陳琦偉創辦亞商諮詢公司，2000年初轉型進軍投資領域。20多年風雲變幻，最早進入證券界的公司所剩寥寥無幾，但以陳琦偉為董事長的亞商集團則一路凱歌，目前淨資產總額超過70億元人民幣，掌管着30億元資金，並投資了約80家企業，其中僅有兩家失敗。如今陳琦偉是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管理學院教授、博導，以及亞洲開發銀行顧問。他的《國際競爭論》、《創業資本概論》、《投資銀行學》、《當代國際資本市場》和《人民幣匯率問題》等一系列著作在國內外經濟學界都深具影響力。
於華東師大認識
琦偉是我的校友，和我一樣是「插兄」。 1977年，他從黑龍江農村考入華東師大，第二學年跳級讀研究生，是文革後最早的國際經濟學博士。在學校時，我們並不相熟。畢業後，我去市委宣傳部，他則留校任教。因為我的工作是聯繫全市的青年學者，於是和琦偉的接觸多了起來。那時他已嶄露頭角，第一部專着《國際競爭論》出版即獲第一屆「孫冶方經濟學優秀著作獎」。這在當年的青年經濟學人中絕無僅有。於是琦偉名聲大噪，受到市委和學校的重視。他不僅擔任了經濟系副主任，還被選為上海社聯最年輕的副主席。
1987年，他在老市長汪道涵的支持下，創辦了一家民間研究機構「亞洲研究所」，邀我兼任屬下文化室主任，第二年暑假還推薦我去泰國朱拉隆功大學講學。我們的關係又深了一層。
此時，琦偉正在籌辦亞商諮詢公司。教授下海，他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註）。當時我有些不解，曾經問過他是否精力過剩。他說，一來是為亞洲所籌集經費，二來也是為經濟系師生辦一個實驗室，避免鑽在空頭理論裏。由此開始了他後來20年學者兼資本家的人生道路。
1989年，琦偉和我一樣捲入了那場政治風波。他因受北京「三所一會」的牽連還曾被捕入獄。記得他獲釋後，我打電話去慰問。他說：「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沒有任何改變，但目前不便聯繫。」我明白他仍受到嚴密監視，是怕連累朋友。不久，我出國留學，一別就是六年，相互間音信杳無。再相聚是在1995年春節。此時琦偉的處境稍有改變，已被允許出國，帶着妻兒來香港旅遊，在我家住了兩天。劫後重逢，琦偉的豪氣不減當年，只是更多了幾分沉穩。我們的亞洲研究所早已無疾而終。儘管恢復了教職，但他已把大部分精力傾注在亞商的經營上，希望能抓住改革重啟的好時機。
轉型股權投資
這次分手後，我和琦偉分別在香港和上海各自忙碌起來，很少有見面的機會，但還經常能聽到彼此的消息。知道他離開母校，被交大挖去出任管理學院教授；也聽說他的亞商愈做愈大。本世紀初，亞商先是從證券諮詢轉型做 PE（股權）投資，賺得盆滿缽滿。有時候，一個項目就能給亞商帶來幾十倍的回報。
但後來那些趕潮流、湊熱鬧的投資機構爭先恐後地抬高價格，讓創業者的心態變得愈來愈浮躁，企業增值已不是靠一份耕耘一份收穫的積累，更多人貪戀於資本遊戲，很多企業陷入拔苗助長的誤區。琦偉敏銳地看到 PE 泡沫化已現端倪，便在2009年及時領導亞商再次轉型，改做風險投資。與眾不同的，是他創立了一個以投資帶動增值服務的獨特模式。亞商屬下的「創業加速器」是個「資本＋導師」的風投基金，既向新創企業提供資金，也以自己多年積累的理念、服務、資源和價值觀幫助創業者們。
投資就是生活
近幾年，我和琦偉都過了花甲之年，逐漸從第一線退了下來，老友才有了更多相聚的時間。前年夏天，琦偉邀我去廣州九龍湖一起度假，順便給他的企業家朋友們講講文化問題。我們有了一段朝夕相處的時間，在一起游泳，一起散步，一起回憶往事，談人生，談事業，談藝術。按理說，以琦偉的才智還可以在資本市場做得更大，但他寧可把大把時間留給自己享受生活。
現在他每年有一大半的時間去世界各地旅行，騎馬，釣魚，享受美食和打高爾夫球。他還有一個嗜好是收藏繪畫作品和欣賞交響音樂。去年夏天，我們夫婦去他在加州新港的寓所做客。他陪我在一個海濱藝術小鎮參觀一間間畫廊，談起從法國、俄羅斯到美國的各種畫派如數家珍。他告訴我：在各國旅遊時收藏了不少精品，最喜歡的是從美國拍回來的一幅當代藝術作品。那是猶太名畫家歐文・諾曼（Irving Norman）取自「摩西十誡」題材而作，畫面上是造型奇特的金牛以及大群表情亢奮的人。畫家以超現實主義手法批判現代人對物慾的膜拜和人性的貪婪。喜歡這幅油畫的意境，因為這也是他的人生態度。
琦偉如是說：「我們生逢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財富創造時代，但賺錢並不是人生目的，精神的充實才是本原。」對他來說，投資是一種生活方式。在投資的過程中與企業家的溝通，是互相體現價值的過程。這種成就感在陶冶着琦偉的生活。
註：編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內地用語，稱讚別人有無比勇氣時用，屬褒義。
原文刊於《南方人物周刊》，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