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科學時代下的大學之道

近年香港高等教育界是非多,紛爭不絕。社會關心的人都不禁提出一個疑問:究竟大學教育出現什麼問題?

金耀基教授早前出版《再思大學之道》,是《大學之理念》的姊妹篇。 《大學之理念》首先於1983年在台北出版,創14次印刷之紀錄,後來有香港的牛津大學版和北京的三聯版,且多次修訂再版,在台灣學界、政界引起廣泛討論。在《再思大學之道》中,金耀基不諱言指指出現今的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無不偏重「知性之知」,而講「德性之知」的道德教育都失位了,現今的「大學之道」都只重求「真」的科學上的創新知識,而忘了古之「大學之道」是以求「善」為宗旨的價值教育或道德教育。中國問題專家、本社專欄作家之一的丁望先生曾形容金氏在香港的大學校長中,是唯一精研教育理念而又有專著的學者。

在訪問中,金耀基詳細闡述其觀點,認為中國教育制度走向現代化、面向世界的同時,出現了缺失。「中國過去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然而,今天大學之道是崇拜科學,就連人文(humanities)也叫人文科學,我是非常故意地(deliberate)要用人文學科。」社會學家出身的他如此強調。「雖然有人懷念中國的經學時代,但我認為要把古今之道結合。」他認為中國文化真正要建立起來,「真、善、美」是不可缺的,科學可以求「真」,「善」和「美」只有靠人文學科。今天的大學生是明天世界的負責人,大學若只談科學不談人文,未來只是「真」的時代,沒有「善」、「美」,唯三者不能分割,故要靠大學共同推動,才可建立真正文明。

《再思大學之道》是金耀基教授2004年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之作。
《再思大學之道》是金耀基教授2004年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之作。

人文學科已失色沒落?

近年香港高等教育界是非多,紛爭不絕。社會關心的人都不禁提出一個疑問:究竟大學教育出現什麼問題?其實,上一篇談到的管治問題,在大學怎會不出現?金耀基認為大學不能跟社會分開,而是在社會之內。社會內政治意見多元紛陳,同時又不斷影響大學。在此氛圍下,他認為大學要保持純粹、不理政治性的問題,根本不可能。「但我要強調,大學生基本上已是成人,他是法律對象,既受保護,亦受限制。」

這位中大前校長直言英國在香港留下優良傳統:大學方面只要完全是遵守法律,保持多元、自由,而校長只要不違背香港法律,就什麼都可以做;至於學生問題是非常個人層次的,但不可以把大學生當作小孩子,什麼都保護。大學要談大學之道,不少人會憶起北京大學前校長蔡元培。「蔡元培在軍閥時代表現了不起,但想不到軍閥時代比國民黨、共產黨年代還要寬鬆,今天台灣出了問題,校長出問題(編按:指台灣教育部否決台大遴選的校長管中閔),也是管治問題。」金耀基道。他指出,任何一個制度,不可能完全不出現管治問題。談大學管治問,千萬不要視作單一問題。「香港完全享受到蔡元培所講的東西,我在中大三、四十年,政府沒有什麼干預。我們不需要什麼道德勇氣去保衛自由,因為香港根本就有。」

金氏社會學家的身份,如果放諸今天的校長群中,實屬異數。觀乎香港三所大學新上任的校長,都是科學家:港大張翔研究物理,中大段祟智專研生命科學,科大史維是航空工程專家。經常到內地講學的他說出觀察,「大陸100家好的大學,校長95%以上是科學家,香港、台灣也是一樣。」原因在現代學問中,最厲害的是科學,是牛頓以後人類最重視的學問。「這是正面的,沒有科學,哪有現代化?中國哪可以進入現在的現代文明?大學人多,有科學背景的,比較好管。」反觀美國,耶魯大學校長為著名心理學家蘇必德(Peter Salovey),在年前開學禮上表明「我們已經到了最需要人文學科的時刻」,哈佛大學校長德魯・吉爾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則為歷史學家。

從現象所見,人文佔的比例愈來愈少,是否代表人文沒落呢?金耀基從大歷史角度分析,「一百年前,大家都是讀『子曰』。中國人在過去100年,已經由經學走向大學。」蔡元培當年留學德國,發現德國人甚至敢於把神學趕出去大學,遂正式進入科學時代。當時的大學堂把經學趕出大學後,中國學術宇宙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頓了一頓,「我搞人文的,不可能反對科學。不錯,整理分布來說,人文佔相對比例很少,但全國多少大學?有多少人文學科的學生、研究員、講師、教授呢?相信加起來比清朝及之前任何一個年代,數量上都多得很。」從數字上看的確如此,今天是人文學者最多的時代,清朝最多是師爺,讀書人最多4萬,現在卻是數以百萬計,當中100萬以上是人文的,實在難稱沒落。

金耀基表示自己做過大學校長,不能不注意排名,曾開玩笑說:「中大排名高的就可信,中大排名不高的就不可信。」
金耀基表示自己做過大學校長,不能不注意排名,曾開玩笑說:「中大排名高的就可信,中大排名不高的就不可信。」

大學排名 是否可信?

另一個有趣現象是,香港的大學排名(ranking)很高,但太重視排名,師生互動少了,大學學風有點倒退,跟西方一流大學比較仍是欠缺,走下去是否健康現象?金耀基認為現象值得理解及同情。「排名問題,在於找指標(indicator)。如全球化的指標就計算多少學生是外國人。我的母校台大在中大之後,據我了解,其實台大學術能力不差。但用的指標不一樣,結果排名低於不少香港的大學。」他表示自己做過大學校長,不能不注意排名,曾開玩笑說:「中大排名高的就可信,中大排名不高的就不可信。」他頑皮一笑重申:「當然這是開玩笑。」旋即又認真起來,「指標不是沒有用,但的確有偏頗。」但不能否認,排名可增加我們對大學在世界整體理解的能力。港大、中大在70年代有資格在國際上排名嗎?不可能。他憶述,當年錢穆先生接受耶魯大學榮譽博士與中研院院士時表示,新亞書院要花500年時間去追。但隨着亞洲崛起(the rise of Asia),必然會造就亞洲大學的崛起(the rise of University in Asia)。

金耀基戲言,自己做的研究類似手工業,從找資料到寫,一手一腳都自己來、一個人做。不是說方法對,就是對個人講,深有同感。「在台灣,對一個人的評價,不完全只看論文(research essay),也看其著作是什麼出版社,是很關鍵。」現在手工業不行,應該申請錢,做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的東西,教授在過程中掛名也好,參與也好,卻是在勢所趨。

為什麼會有一種大學不如以前的感覺,他認為人們往往對過去有所懷念,過去當然有好的。「我們往往只為現在找反面,誇大過去。以為人津津樂道的蔡元培時代為例,不好地方太多,所以蔡元培要保護學生、愛護學生,但不同意學生的事情,他從不接受,絕不會跟隨學生走,他完全是按照老師、校長身份,做應做之事。」

金耀基教授認為在中大的書院制度下,師生互動良好。
金耀基教授認為在中大的書院制度下,師生互動良好。

中大師生互動為之一絕

談起大學,金耀基認為中大有個優勢:書院制。「不是想有就有,是歷史造成。基本上可消解現在大學一個重要問題,現在優秀的大學(很少例外),動輒都2萬名以上的學生,龐然大物。在管理上必然是科層制度(bureaucracy,或譯作官僚主義),因為理性。中大的書院,令人生活在一起時,互動性比整個大學好一點。有學系、學院(Faculty)及書院(College)也產生相同的效果,系收的學生較多,也不容易產生互動。」

很多社會學家在批判現代性的時候,都會批評現在人與人之間沒有關照,彼此之間相當冷漠。有次看到一本書,1963年一位叫Harvey Cox的神學家認為,現在的人根本不能跟鄉村時代比較。太過緊密的社會形態,從好的角度是人人監視,難以作惡,但負面來說人沒有選擇權。現代人儘管沒有時間像住在鄉村般跟所有人打招呼,但在人際網絡上可以相對主動,辦麻雀會也好、組織讀書會也好,擁有真正的自由。「不是過去一定很好,現在很差,不是那麼簡單。」

金耀基形容,自己在中大度過34個年頭,其中25年都是有公職的,包括新亞書院院長、副院長,除了大學校長那幾年,其正職畢竟是社會學系教師,每次審查都要有東西拿出來,所以白天忙完公務後,經常會因專注學術研究而做到晚上兩點。「回頭一看,也沒有浪費時間。」事實上,金教授著述繁多,隨便「維基」一查就有《從傳統到現代》、《大學之理念》、《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政治與文化》、《中國的現代轉向》、《社會與與中國研究》、《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敦煌語絲》、《學思與生涯》等,可見學術著作豐碩,他這份謙虛,實在教後輩慚愧不已。

專訪金耀基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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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