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5月26日至27日，海外青年華人論壇（OYCF）的年會在加州舉行。筆者被邀請到會陳述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時期參與改革的經驗。演講主要內容茲陳述於後。
筆者參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工作是從1984年開始。1983年10月20日，中國教育部的王澤農處長與王復孫處長到我在普林斯頓的家來訪問。王澤農處長是負責推進經濟學與法律的教育。王復孫處長在教育部的外事處服務。每次教育部派人到國外訪問，必有一位外事處的官員陪同。他們邀請我回到中國幫助推進經濟學教育。我十分願意擔任此事。便答應在1984年的暑假，當我不需要在普林斯頓大學上課的時間，到北京講授經濟學。並代教育部邀請幾位其他著名的經濟學家同往。1984年的6月我到北京授課。在當年的7月5日首次有機會與趙紫陽總理會見。（見封面圖）我們對中國經濟學教育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交談。從此以後，趙總理邀我參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各種重要工作。
我當趙紫陽總理經濟顧問的第一項工作，發生於1985年的夏季。我抵達北京以後的第一天，趙總理派人來我的飯店找我。說總理十分關心中國可能發生通貨膨脹。因為在1984年的一年內，中國流通中貨幣的數量增加了50%。我為此做了一個計量經濟的研究。建立了一個經濟模型來解釋中國的通貨膨脹。解釋通貨膨脹的變數包括貨幣供應與實質GDP的比例，貨幣供應對通漲有正面的影響，實質GDP對通脹有負面的影響。另一個變數是去年的通貨膨脹，因為通脹發生以後有它的動量。我建立此模型以後，用它來預測1985年中國的通脹率，發現這通脹率不會太高，不會高於7%左右。我把這個結果告訴趙總理。這研究的結果筆者在1987年的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期刊發表。從1985以後我當了趙總理的經濟顧問。參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1989年六四事件的發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從1988年秋季開始中國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影響中國一般居民的生活。其實從1986年開始的通貨膨脹是可以避免的。筆者在1986年以後從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工作，沒有注意在1986年至1988年中國的貨幣供應每年增加約稍高於30%。如果筆者注意這幾年中國貨幣數量的增加，可以建議中國政府把中國貨幣增加是數量控制，以避免1988年嚴重通脹的發生。
計劃經濟不合時宜
回顧中國政府決定實行經濟體制改革，有四個原因：
- 在文化革命時期，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當極為不滿。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必須改變政策以得到人民的支持。
- 執行中國計劃經濟的領導，從過去的經驗，了解計劃經濟的缺點。
- 東亞四小龍，亦即台灣、香港、新加坡與南韓，實行市場經濟，經濟發展得以成功。
- 經歷過計劃經濟時代的痛苦後，中國人民願意支持經濟改革。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國務院最高級的委員會是計劃委員會，該委員會是由一位副總理主持，在1978年，中國開始實行經濟體制改革的那一年，是由姚依林副總理主持。在1978年中國實行經濟體制改革以後，中國國務院最高級的委員會是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體改委。該委員會是由趙紫陽總理主持。趙總理是該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會的日常工作是由安志文副主任主持。當時的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是其他最重要的委員。筆者受趙紫陽總理的委派與安副主任及劉副行長合作，參與體改委的工作。體改委的主要政策是由安副主任，劉副行長及筆者決定。舉一個例子，在1980年代中國政府把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匯率定得太高。1980年只用兩元人民幣便能兌換一美元。因為美元的匯率定得太低，中國居民不可能用兩元人民幣換得一美元。體改委的一個責任是把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逐步提高。筆者亦參與逐步提高人民匯率的工作。
建立市場經濟 開放對外貿易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工作，是為中國建立一個適當的市場經濟。包括農業和工業的生產、市場價格的決定、金融與銀行體制、引進外資、對外貿易、法律制度的建設、高等教育，尤其是經濟學教育，以及輔助市場非國有企業的建立。這些都是體改委的責任。中國農業的改革是從公社制度由100多農民集體耕種，改至由農民家庭分別在它們分配得到的田地分別耕種。參與集體耕種的農民不會努力，因為一個農民努力得到的收穫是由百多農民平分。改革以後，農民家庭分別耕種。每個農戶多勞多得。中國的工業的改革，讓個別國有企業努力增加的生產歸於該企業。市場價格的改革逐步讓價格由市場的供與求決定。不像從前由中國計劃委員會決定。銀行體制的改革讓存款與貸款的利率，由市場的供求決定，不像從前由計劃委員會決定。
體制改革也包括把中國的市場開放，以鼓勵國外企業到中國投資。把對外貿易，以往由中國的中央政府控制，變為由地方政府和地方建立的外貿機構控制和經營。法律制度的改革在1983年以後，得到哥倫比亞大學的R. Randolf Edwards教授與中國教育部合作，在中國推行法律的教育。經濟學的教育，正如上面所說，由筆者協助中國教育部（1985年是中國教育委員會）推行。中國政府在1993年極力鼓勵私營企業的建立。當年實行了「扒大放小」的政策。先讓小型的國營企業實行股份制。讓企業的管理人和員工買進企業的股份。大企業還被政府扒住，股份由政府的機構控制。因為中國擁有充分的人力資源，包括聰明能幹的企業家和努力苦幹的工人。中國政府鼓勵讓私營企業建立以後，中國的人才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直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