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是近代中國報業史上「文人論政」的最高峰。《大公報》的成功歸諸吳鼎昌的資金、胡政之的經營和張季鸞的文筆，他們還培養了大批的新聞人才。張季鸞的政論望重朝野，他去世時，蔣介石的唁電奉他為「一代論宗，精誠愛國」，毛澤東也讚揚他為「功在國家」。中共掌權以後，毛還在抱怨剛剛進城的《人民日報》作風散漫，說只要他們能學一點《大公報》他就滿意了。言猶在耳，新政權卻猛烈清算《大公報》那條「封建」的根，以致該報老人如王芸生、徐鑄成乃至蕭乾都曾經紛紛違心批判《大公報》和張季鸞。幾十年過去了，時代畢竟在變，2015年張季鸞的遺體終於獲准魂歸陝西榆林墓園。2016年8月16到18日，榆林市並召開「報界宗師張季鸞暨民國新聞史學術研討會」，我應邀在會上做出簡要的口頭報告，本文根據現場錄音訂正而成。
在異時異地所發生的影響
《大公報》和張季鸞在中國大陸的命運極為坎坷，在海外卻發生深遠的影響，且舉數例以說明之。
第一例，我從高中開始就抱着浪漫情懷，憧憬記者生涯，1970年考上了台灣中央通訊社，一心想跑外勤，挖掘驚天動地的大新聞。因為我在大學期間得過陳博生先生新聞獎學金，中央社總編輯沈宗琳先生待我如子弟兵。他替台北的五家報紙兼差寫社論，也想訓練我往這方面發展。有一天他突然叫我過去談話，感慨在戒嚴的嚴峻情勢下台灣不可能出現張季鸞，勸我不要跑外勤了，乾脆到中央社的國外部去把英文學好。回想起來，在那個肅殺的年代，年長的黨媒老總肯跟初出茅廬的後進「交心」，實在是格外呵護我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寫社論碰到什麼壓力，內心苦悶必須宣洩。但重點不在於這裏，而在於他的心目中以張季鸞為榜樣。
第二例，上個世紀70到90年代，台灣最好的報紙是《中國時報》，頗有海納百川的氣象。創辦人余紀忠先生是國民黨的開明派，也是政治風向的指標。他心目中的榜樣就是張季鸞，但凡重要的社論必字斟句酌親自定稿。他儼然以國士（甚至國師）自居，認為他的社論是直接和蔣經國對話的。他有時候也會興致勃勃跟年輕的記者談起張季鸞。
第三例，香港最好的中文報紙當屬《明報》，創辦人查良鏞本來就是出身於已經沉淪的香港《大公報》而後又與之鬧翻的。《大公報》三巨頭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早年留學日本，辦報理念原來想學《朝日新聞》，後來慢慢轉向英國的《曼徹斯特衛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後來改名為《衛報》）。查良鏞每天在《明報》刊登兩句話──「事實不容歪曲，意見大可自由」──擲地有聲，就是譯自《曼徹斯特衛報》的信條。他每天親自寫社論，心目中必有張季鸞的形象，希望把《明報》辦成當年的《大公報》。曾經在《明報》做過事的林行止，後來出去辦《信報》，也有聲有色，延續了文人論政的香火。俱往矣，這些人物不是故世就是退休，象徵了中國文人辦報傳統的終結。
《大公報》1949年以後屢經改造，於文革時期正式宣告停刊。表面上《大公報》已成為歷史名詞，但其精神之頑強往往超出估計，正猶如風中殘燭，只要碰到死灰就要復燃。1985年《人民日報》海外版四位籌辦者當中即有三位是《大公報》出身的。廈門大學籌辦新聞系，還回去向《大公報》老人徐鑄成和劉季伯取經。《南方周末》創辦時，也曾問道於蕭乾，何嘗不想繼承《大公報》的血脈？何況近二三十年來，更多有志的記者私淑《大公報》和張季鸞為新聞典範。
《大公報》的歷史意義
《大公報》代表中國士大夫階層向現代知識分子角色轉型的過程。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以後，知識人的角色愈來愈邊緣化，而報刊是知識人重新進入政治舞台的一個重要途徑，最好的代表就是梁啟超。張季鸞和梁啟超筆鋒都帶有感情，兩人都接受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所轉介的西方自由思想。梁啟超參政失敗以後從事論政，張季鸞則自認為是一個職業報人，他在專業化的轉型中比梁啟超走得更遠。梁啟超的《新民叢報》為了啟蒙，以評論為主；而張季鸞的《大公報》除了評論還有新聞，而且他的評論是站在平等立場說話，不是居高臨下的口吻。
《大公報》從儒家自由主義（或有自由傾向的儒家社群主義）慢慢結合西方的自由主義，前者為體，後者為用。我以為張季鸞的本體思想還是儒家自由主義，他經常講到良心和氣節，還提倡報恩主義，便是明證。但他是有國士之風的職業報人，對自由主義的肯定，也走得比梁啟超更深遠。梁啟超原來是宣揚自由民主的，等到1903年遊歷新大陸歸來以後，對於美國許多現狀感到失望，便力言中國國情不適合實行民主，轉而提倡開明專制。張季鸞不是沒有想過開明專制，尤其1937年前後他對軍人主政不滿，表示實逼處此，無可奈何。但終其一生，在抗戰最艱苦奮鬥的時期即使主張國家中心主義，他對自由主義的理想也沒有動搖過。1939年5月5日，香港《大公報》刊出《抗戰與報人》中的這段話說得淋漓盡致：
「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人不隸黨，報不求人，獨立經營，久成習性。」
論及張季鸞與《大公報》的歷史意義，還必須跟當時的報紙比較，從而探討《大公報》如何脫穎而出。林語堂在《中國新聞輿論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罵《申報》編得很濫，諷刺《新聞報》簡直沒編，而讚揚《大公報》是辦給那些教育程度過高（overeducated）的人看的。這句話畫龍點睛，表明《大公報》的讀者都是高層知識人。《大公報》開辦時充其量是張天津小報，卻有全國性的格局與氣度。《申報》和《新聞報》的目光反而始終侷促在上海十里洋場，沒有雄心要引領全國輿論。從商業經營和資本上看，《大公報》遠遠不是《申報》和《新聞報》的對手。在抗戰以前《大公報》不過是50萬元的小公司，而《申報》的總資產達到了300萬元，它每年的盈餘50到60萬元，就高於《大公報》的總資產了。胡適曾說《大公報》這「小老弟」趕過了《申報》和《新聞報》，是全國最好的報紙。
范仲淹所說的「以天下為己任」，正是中國儒家士大夫知識人的精神特質，西方的專業人士才不會把天下的責任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所謂「文人論政」，文人就是文化人，民國時期的職業分工沒有那麼細，文人、報人、學者都是跨界的。中國報人無不自許是知識人；像胡適這樣的知識人在報刊上寫文章、辦政論雜誌，而許多報人也到學校教書，職業角色並不是涇渭分明。陶希聖讚揚張季鸞是魯仲連式的人物，除了與蔣介石交好，還能夠周旋於各方，特別是英美歸來的自由派知識群體，而同樣在天津的《益世報》就做不到這一點。張季鸞有一流的文筆和手腕，胡政之更是徐鑄成眼中僅見的辦報全才，會寫，還會經營。
論《大公報》和張季鸞的文人論政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