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信報》創辦人，為了回應左派對他的惡意攻擊，在2013年8月28日寫了一文章，還引述了我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的一段話。我的學術研究喜歡看改朝換代的眾生相，歷史是一面照妖鏡，個人在關鍵時刻怎麼抉擇與變化無不原形畢露。我在文章中分析當年《大公報》王芸生、蕭乾，還有《文匯報》徐鑄成，如何在香港接受地下黨的安排，坐外國船喬裝北上天津，轉去北平參加新政協。其中，王芸生在國共內戰時對兩邊各打五十板，後來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他擔心共產黨不要他這種人，不料毛澤東給他寫一封親筆信，害他興奮得幾個晚上睡不着，趕緊前去「投降」（王芸生自己的話）。他很快就跟上了新形勢，上綱上線，把自己和《大公報》罵得一文不值，晚年又後悔一些違心之論。其他幾位自由報人都有類似的遭遇和扭曲，我浩歎：「這難道是一般自由知識人共同的歸宿？」林行止引述這句話之後說：「筆者可算是個自由知識人，但絕不希望追隨上述諸位報人行徑般無端打倒昨日之我，更不會把所創辦的報紙及同事拖下水！」他說他寧可不寫，也不會糟蹋自己。現在我想把這本不祥的書，送給另外一個別有用心的人。（送給了程翔，眾大笑，掌聲）這些事，這些變化，想起來令人痛心不止。
支援獨立評論人 聚沙成塔
剛剛夫子（劉銳紹）講過了，香港的上市公司中，中資已經佔到57%（回歸時只佔20%），所以要撤廣告是輕而易舉的事。威脅利誘，還有自我檢查，一點一滴，明明擺在眼前。除非是那些「別無用心」的人，都必須承認香港的新聞自由正處於一個分水嶺上。面對山雨欲來風滿樓，怎麼辦？毛主席不是講過：「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尊重敵人」？我把這個話稍微翻轉一下，長期也許可以悲觀，短期必須樂觀，否則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我不是鼓吹盲目的樂觀。我們樂觀的基礎何在？我認為，香港畢竟是一個開放社會，沒有新聞是壓得下去的。只要有心人，特別是年輕一代，提高警覺，爭取充分的、普遍的新聞自由，聚沙成塔，猶如魯迅說的「於無聲處聽驚雷」，必可從各角落匯集許多意想不到的結果。例如，劉銳紹和程翔他們組織了一個獨立評論人協會，這是個非常有意義、有啟發性的開端。萬一主流媒體一家一家被收買，我們還有新媒體。我們不要太天真，以至於把新媒體浪漫化。因為我們固然可以用新媒體，但大公司、中資或對新聞自由有敵意的人，也會用新媒體。然而，兩者最大的差別在哪裏？在於有無公信力。
新媒體可以開展一片新天地
獨立寫作人必須建立社會公信。他們是一個鬆懈的自由人團體，自由人本來就是不受控制的，言論不一定要統一，也不應該統一，但可以和而不同，每篇文章都是經過努力思考、理性分析，擲地有聲，即使讀者不同意某個觀點或論述，也會報以敬意。新媒體需要的資本少，發揮的空間大，只要建立起公信，獨立的意見和自由的報道不但不可能淹沒，而且還會開展一片廣大的天地。我相信，在開放社會，新聞自由不會走到窮途末路。台灣千辛萬苦爭取到新聞自由，但一些媚俗甚至「染紅」的表現卻令人失望，有心之士也在網上做類似的嘗試，雖然還太早，困難也可能不少，但這條路無論如何是值得一試的。只要整個香港社會有這種共識，一同支援這種獨立、自由的傳媒人，香港的新聞自由是絕對不會沉淪的。
註釋
1. 《許家屯回憶錄》中，許講到一件「組織原則上很特別的事情」：「諾獎得主楊振寧很為中央器重，他向胡耀邦、趙紫陽反映，香港有些人對新華社分社不滿，楊建議：另設管道，由中央向香港中文大學派一個訪問學者，此人可直接向中央反映港人意見。胡耀邦同意，由萬里選了喬宗淮。喬早許三個月赴港。喬來港後，通過中大校長馬臨，認識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許到港接管了喬直通中央的這條線，隨即在馬臨的校長別墅會見鍾士元等三人。」
2. 梁慕嫻在香港2012年特首選舉期間著有《我與香港地下黨》，推測彼時競選人之一梁振英為地下黨員，引起爭議。
3. 李家傑在今年兩會上批評港大民意研究計畫總監鍾庭耀「經常在關鍵時刻發布對港府或中央不利的民意調查」。他建議香港幾個壟斷地產霸權的家族出資，請中文大學和科技大學做民意調查，和鍾庭耀打擂台。其言下之意，民意調查的結果彷彿是可以隨着支持調查的機構的指揮棒而改變的。譚惠珠向全國政協委員長張德江報告，港區的政協委員和《明報》合作，宣傳國情，很有效果，但經《明報》否認。譚惠珠當年曾受寵於港英政府，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乃識時務之「俊傑」。
4. 鍾庭耀負責的香港大學民意調研網站（Public Opinion Programme）：http://hkupop.hku.hk/chinese/
5.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蘇鑰機接受香港電台採訪時表示：「雖然不完全認同李家傑的言論，但他認為民調沒有專利，任何組織都可以做，問題是做出來的調查是否有公信力。」他又指出：「港大每個月均會公布民調結果，並非是因應某些時候才發表，而鍾庭耀過往亦不時面對批評，相信他不會有太大壓力。」
6. 黃文放（1931—2000），人稱「放叔」，18歲進入香港新華社工作，1992年退任台灣事務部長。其後任時事評論員，對台灣問題多有自己的見解，在香港左派中也是一個異類。
7. 關於《大公報》王芸生等人，除了《報人報國》一書以外，讀者可以參閱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
8. 李金銓論文《政治經濟學的悖論：中港台傳媒與民主變革的交光互影》，網址，或見李金銓：《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