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特首會同行政會議通過關於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建議，將來月入低於11,000港元的僱員在與僱主簽訂合約時，就要寫清楚工時，也就是會有一個標準，超時工作就要有補償。標準工時委員會成立四年多，我是委員之一。在過去四年，我們做了很多調查。我現在已經不是委員了，想談談自己的感受，也提出一些問題供勞方和資方反思。
通過最高工時才解決超時問題
勞方方面，在訂立標準工時方面是想爭取一些東西。首先就是超時補償，其次是希望工作量少一些、工時短一些。其實標準工時是要求超時補償，但未必可以解決長工時問題，因為這問題一定要通過對最高工時（工作時數上限）作出規定去解決的，這一點希望大家清楚。僱主方面，他們反對標準工時的理據，是從成本的角度去考慮，因為增加任何勞工福利都會導致成本上升。
但如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標準工時，就應該看得長遠些。當然，如果立法定出標準工時就會提高成本，短期內會削弱競爭力；但競爭不可以完全沒底線的，比如產品應該安全無毒，如果商家為降低成本做地溝油，就是超越底線。
香港同國際競爭不一定要犧牲勞工應有的權利福利。如果國際標準是大家的工作量應少些，我們沒理由因為要便宜點，而令工作時間加長以提高競爭力。所以，勞工福利尤其是工時是有改善空間的。我們與國際就算不看齊，至少不應該差太遠。
當然，改善勞工福利短期之內確會導致加價，但長遠來看，效應會被整個社會分攤。因為很多國家都有標準工時，如新加坡就有標準工時及最低工資，並不影響其經濟生產力或GDP增長。歷年來他們的經濟都有起伏，不一定是因為標準工時而令到其經濟增長低於香港。所以純粹說「會降低競爭力」，未必可以作為反對標準工時的理據，因為我們都希望生活底線可以提高一些。
我認為雙方面都有些想法未必是對的，這就是我想指出的地方。
原刊於《頭條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