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賢說：「拔萃的成功是多元化，校長在一定的空間內，會任由學生發揮。」
敢於求變
校徽的改變是一大變革，「1969年，我讀Lower Six，學校慶祝一百周年，Upper Six那班決定改變校徽。以前的校徽是刺繡的，很貴，差不多等於一個月的學費。男仔一打架，撞一撞，鐵絲就突出來，珠又掉下來。我哥哥是Senior Prefect，他和Second Prefect將繁複的設計變得簡單，用化纖織校徽，價錢大約便宜八成。」他們做了三個大小和顏色深淺不同的校徽，黃賢建議由全校的老師、學生和職工投票，大家都很開心，他笑言這是「香港第一次普選」。
黃賢積極組織各項活動，獲Mr Lowcock選為Boarders’ Senior Prefect，他隨即向校長提倡改革，例如縮短午饍時間，讓學生提早放學。他強調：「關鍵是要給學生決定，而全校職工都可以投票。」 另外，校方一向禁止學生攜帶象徵身份階級的物品，例如手錶、戒指和收音機等，亦禁止看漫畫和武俠小說，黃賢提議要因時制宜，作出解禁，「到 1969，收音機已經不是階級的象徵，要解禁。武俠小說如臥龍生的《仙鶴神針》、Peanuts漫畫，都要解禁。」他認為最大的變革，是在洗手間增設厠紙，因為「這不單是解禁，而是校方須要付錢」，雖然學校當時經濟不太好，但Mr Lowcock知道學生的需求很大，先後在宿舍和學校的洗手間增設厠紙。
黃賢在爭取訴求的過程中，也曾觸怒Mr Lowcock，但他強調 「最重要是敢說應說的話」，「只要有道理，校長都會接受」。若然學生犯錯，也要接受懲罰。「學校最高的懲罰是打藤（caning），體罰在拔萃是身份象徵，你未被體罰過，代表你未挑戰過規定，或者未冒過險，我們以打藤為榮！」黃賢坦言也曾被校長打藤，「但已忘了因為什麼事，反正只是身份象徵。」他認為體罰也有「洗底」 的意義，「即使你犯了最大的錯，打藤後，學校就不會有紀錄。學校不想同學怕檔案被『畫花』，就太過謹小慎微，什麼都不敢做。」
拔萃的教育，擴闊了黃賢的眼界，亦培養了他敢作敢為的作風，令他在哈佛大學的面試中，脫穎而出。「當年美國有名的教授來香港面試，美國官方支持的教育機構、官員和教授一排人坐著面試， 與見嘉頓的總經理差不多。」以往的經驗，令黃賢面對大場面也毫不怯場。他在面試時，敢於指正教授的話，令他成為當年唯一一位獲哈佛大學取錄的香港學生，並獲得全額獎學金。
黃賢在哈佛大學修讀生物工程，研究分子遺傳，也修讀歷史。「我每天要花20小時在實驗室，當時保釣運動開始，我面對人生的抉擇：我應該留在實驗室，還是街頭？最後我放棄生物，選擇街頭，主修歷史。」
1970年，他參與保衛釣魚臺運動，1972年以保釣第一團的成員身份，回國參觀。畢業後，他修讀法律，成為博士（Juris Doctor）。1978年，黃賢應邀到北京外貿大學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律，並兼任多個政府部門的法律顧問。
「拔萃有個特色，就是要幫助弱者。當時北京處於文革後期，開明了一點，不過是弱者。1978年，北京準備開放，我就去幫助它。」黃賢一心幫助中國，卻在1982年，被控間諜罪，囚禁在秦城監獄。問他有沒有感到被背叛，他說： 「如果單獨看這件事，就會這樣想。但如果你看整段歷史，就明白不是這樣發生才奇怪。知道歷史是怎樣發展，加上拔萃的訓練，就要想想如何打這場仗，運籌囹圄。」
獄中的生存之道
拔萃的教育，培養了黃賢抗逆的能力，他說：「拔萃是天掉下來都當沒事的」。他知道與獄吏對抗，只會有反效果，想起為嘉頓送麵包的小子，記起要與每一層的人混熟，於是坐牢後第一件事，就是與看守的士兵聊天。「他們只是十幾歲的小朋友，兩個小時輪一班，悶極了。我就與他們聊天，問他們住在哪裏，家鄉在哪。他們上班前，路過果園會偷水果給我，吃飯時又多拿些餸菜給我，他們說：『寧願扣江青的餸，都要多拿一些給你。』傳聞江青的胸部和臀部是假的，我就問男兵，男兵就哄女兵說出真相，然後有一天，一群男兵走過來說：『真的！真的！』」黃賢就這樣建立了獄中友誼。
黃賢提到《魯賓遜漂流記》，說落難首先要做盤點，「盤點自己的優勢：誰會幫我？誰會害我？誰會怎樣幫我？誰會怎樣害我？分析過後，我得出的結論是：我應該會贏的。」黃賢雖然被困，但仍然樂觀，還笑說：「在中國單獨被困，是身份的象徵。」
黃賢被困在400呎的牢房，無法接觸外界的訊息，只能看人民日報，監獄圖書館的科學書和幾本古代小說。但是他仍有方法分析形勢，「我會觀察審問我的人的反應和語氣，知道他在想什麼，再調整方案。」他仍本著拔萃精神，據理力爭，「我發現隔壁的張春橋有書枱，我就投訴，過兩天就有書枱給我了。」
從前在拔萃談判的經歷，有助黃賢與中國政府談判。「拔萃100周年，要請港督來參觀，我堅持拔萃的傳統，見先生後，就見學生，而不是只見先生就離開。我與港督府的副官談判，討論港督來時的儀式，堅持他要見學生。最後港督先在學校正門，與Lowcock和先生談十分鐘，然後走到新翼，我向他介紹prefects。」
即使面對強權，黃賢仍無畏無懼。基於國際的壓力，1985年，鄧小平宣佈黃賢假釋，但他不接受。「我說：『我不要，我要你認錯。』，令鄧小平很愕然。假釋是要開庭的，他們突然把我由監獄綁架出來，叫我簽紙，我就寫『文責不負』。我反對，我要上訴。」 他深知這樣假釋是非法的，「假釋有兩個條件，第一是認罪，第二是要服刑滿一半。但我未夠一半，更加不會認罪。」他托一托眼鏡， 說：「我是教法律的，這些不合法的事，我不會做。如果我接受假釋，即是間接認罪，那麼我的學生、曾經與我一起辦事的官員都會受影響。」
黃賢為免連累他人，不願接受假釋，而在1989年，幫他翻案的人，正是他曾經幫過的人。「江澤民年青起家時，我曾經受汪道涵所托，幫他處理一些很複雜而又很政治化的投資項目（第一個工業合資項目，外資是香港怡和牽頭的迅達電梯）。後來他做了總書記，很多領導都認為是時候解決這件事。」雖然黃賢的冤案獲平反，但他等到 1992年，才決定回港。
薪火相傳
黃賢回港後，就去Mr Lowcock的家，他們天南地北，什麼都談，但沒有提到這次冤獄，Mr Lowcock也沒有提到他在黃賢被囚時，給鄧小平寫過一封求情信。「很多同學追問Lowcock如何營救我，他說會寫信給鄧小平。」在Mr Lowcock回覆同學的傳真，還寫了「I am doing all I can.」他在信中讚揚黃賢的才幹，情詞懇切地肯定他對中國的忠心，希望鄧小平會重審他的案件。後來，黃賢才從張灼祥校長口中得知 Mr Lowcock寫過這封信。「Lowcock就是這樣，幫助人不會講，沒有人知道他幫過多少人。曾經有同學買不起棺材，他就叫senior的同學籌款。」難怪黃賢形容Mr Lowcock「潤物細無聲」。
Mr Lowcock從他的導師（Mentor）Bishop Hall身上，學會包容和幫助別人，黃賢又受到Mr Lowcock影響。「香港社會變革時，要成立很多學校給難民的子女，Bishop Hall籌辦，請Lowcock幫忙，他成為很多學校的校監。聖公會取得土地建學校，很多拔萃的老師都幫忙教學和設計課程。幫助弱者是拔萃的傳統，要有同理心和同情心。」後來拔萃轉直資，為免拔萃變成貴族學校，黃賢向Mr Lowcock提議成立S J Lowcock Foundation，資助家庭背景欠佳的學生。後來他發現學生不需要資助，就用來資助到海外升學的尖子。近年，黃賢亦組織拔萃的師弟，為新移民學童補習英文。
對黃賢來說，Mr Lowcock的死，是很大的遺憾。「2011年Lowcock生日，我約他過年後帶一本書給他，以及打算告訴他Foundation的籌款結果：一個很喜歡Lowcock的校友用100萬，投標了他的酒。誰知，過年時他已經昏迷送院。」餘暉的金光斜照在黃賢身上。他形容失去Lowcock是很大的損失：「他永遠是很穩定的力量，佔中時，我也要翻出他當年六七暴動寫的觀點。他看事情的眼光，至今仍然適用，就是不分你我，不要推卸責任，當權者要 承認暴動是制度製造出來的。」
黃賢曾撰寫文章Thank you Jimmy, 提到從Mr Lowcock身上，學習了積極的人生觀，發展了內在的力量，去打漂亮的仗。即使談到被囚的生活，黃賢依然在笑。在這次訪談中，他只皺過一次眉，就是在苦思與Mr Lowcock有多少張合照的時候。「我不喜歡拍照，他也不喜歡拍照，讀拔萃時拍的照片很少，只有一張，不過只拍到我的背影。」黃賢笑說。
夕陽西下，維多利亞港的船隻慢慢靠岸，岸上的摩天輪開始緩緩轉動。Mr Lowcock的教導，指引黃賢度過人生的高低起跌。Mr Lowcock雖然別去，但黃賢說：「我們拔萃人不需要時常見面。」
一切長存心中。
〈黃賢：潤物細無聲〉（二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