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以來，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有紀念張愛玲（1920—1995）冥壽百年活動。玲迷（張迷，即張粉絲）熱議她的情愛小說，更因她年輕時的傳奇而衍生對人生的遐想；對她深深思念並增添敬慕之情，恰如三國曹植（192—232）《洛神賦》云：「思綿綿而增慕。」
港大有網展 許地山學生
香港的紀念活動，由張愛玲母校港大的文學院比較文學系、美術博物館主辦，網展她在港大的相關文獻。1939年9月至1942年5月，她就讀於中文系，師從作家許地山（落花生，1893—1941）。
9月30日，比較文學系主任黃心村教授對媒體表示：「作為……她文學創作道路的起步點，港大及文學院有責任協力保存她的珍貴文獻。這個線上展覽只是一個開始。」
北上廣的主辦者，是北京的《新京報》，上海的澎湃網，廣州的《南方周末》。外國的BBC也有評論，還有視頻特輯《張愛玲百歲冥壽：香港戰火練就華文文壇巨人》（葉靖斯、關美青攝）。香港的報紙、網絡，卻沒有編印特輯。
就紀念上海／香港作家而言，這次的紀念活動規模最大。2018年徐訏（1908—1980）冥壽110年時，上海有《風蕭蕭》熱，把小說搬上舞台演出。
紀念張愛玲在四大城市舉行，是作家群的「自發推動」，官方未出面。北上廣的三家媒體都「姓黨」，但在文化層面相對比較包容，特別是《新京報》和《南方周末》；他們曾因與官方「主旋律」的差異而受整。
主辦者各自「幹活」，並無連線之說。北上廣的評論者，都避開被查禁的長篇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中篇小說《浮花浪蕊》，小心翼翼、避免惹怒當局。
在政治生態劇變下，四大城市能同時舉辦紀念，頗令人有「意外」感。其因之一，是與當前的政治主旋律不合拍，留下日後可能被秋後算帳的懸念。
夏志清推薦 張愛玲熱起
毛時代的「官修」新文學史（或稱現代文學史），不管是王瑤、劉綬松還是丁易的著作，都向黨性作家傾斜。1930年代或1940年代的上海作家、後來移居香港的徐訏和張愛玲，不入文學史；黃震遐（1910—1974）則因涉及民族主義受魯迅、瞿秋白圍攻，才入文學史受批判。
張愛玲作品的「復活」，得力於夏志清（1921—2013）教授的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它的「社會功能」之一，既「搶救」了一批有才華的作家，如錢鍾書、沈從文和張愛玲，又讓大陸的讀者了解被封鎖的文學作品及其時代腳印。
夏氏稱張的小說特色，是「意象的繁複和豐富」，「處理人情風俗的熟練」（中大版342頁）。他推薦張的《金鎖記》和《秧歌》、《赤地之戀》，說《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343頁）。
徐訏作品的「復活」，則靠上海、成都等地一批教授和碩、博研究生的論文。
他們的「復活」，網絡粉絲之形成，研究他們的學術新浪，在在說明知識界和年輕「愛書者」尋求突破黨性文學的框框，嘗試擴大文學視野，從而了解真正的民國時代。這是尋找社會真相、追求知情權的社會激流。
上海風情畫 思索價值觀
在北上廣，張愛玲熱已積累了20年以上的動力，玲迷之多折射年輕一代的閱讀取向。對於出現此熱的因素，本文的解讀歸納為四點。
首要的因素，是歷史視野和上海風情。
在極權主義的社會，從列寧、斯大林的蘇聯，到後來東歐、亞洲的共產國家，都把文藝定位於為政治服務的工具。政治是指執政黨及領袖的權力地位、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舉措。黨性文藝之弊，是內容的偏向化（歌德）、單一化（階級鬥爭為綱）。
1980年代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使許多人對「外部世界」略有了解，且有持續了解的渴望。張愛玲小說描寫的時代跨度，從晚清到民國的上海、1950年代的香港。其中上海風情和富個人色彩的「傳奇」，頗吸引年輕人。較之黨性文學的階級鬥爭場面，上海風情引發的「往日情懷」，才是許多年輕人的「最愛」。
另一重要因素，關乎價值觀，特別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差異。
張的小說，着墨於人的獨立個體，個人追求自由、享受情愛、躲避政治災難、集體主義使人工具化的苦惱。
對於有思考力的讀者群來說，價值觀的探索啟發他們「再思考」。
破落貴族家 苦澀的夢幻
第三個因素是夢幻。
張生長於破落貴族之家（外曾祖父李鴻章是晚清大臣），承受家變、戰亂、紅色政治運動的折騰，面對前景不確定的困惑。她以文學為載體營造夢幻，如同曹植以《洛神賦》表達對洛水之神宓妃的夢幻：品嘗她「柔情綽態」，說「余情悅其淑美」。筆端有輕快的舞步，讓讀者也有夢幻的快感或糾結。
張的小說，寫了不少美麗或苦澀的夢幻。大都涉及命運無常、自由消失的憂患、人身安全的期望，這是現實生活承受壓力的一種釋放。套用佛洛依德（1856—1939）的分析，這是對現實不足的「補償」。她也以美夢寄以對價值觀的執着之情。
這些夢幻，讓當今追夢者略緩解現實生活的緊張，或「自我麻醉」。
寫浮花浪蕊 港人有聯想
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是小說的現實聯想效應。
前面提及的三部「禁書」，觸及「免於恐懼的自由」之命題。小說人物的對話，往往引起有機會閱讀者的現實聯想，昇華為作者的「預警」或溫馨提示。
《浮花浪蕊》是自傳式小說，背景是1950年前後的上海。它提到一位自由派女子對上海被接管的恐懼：
「她想是世界末日前夕的感覺。共產黨剛來的時候，小市民不知厲害，兩三年下來，有點數了。這是自己的命運交到了別人手裏之後，給在腦後掐住了脖子，一種蠢動蠕動，乘（趁）還可以這樣，就這樣。」（《惘然記》43頁）
從網絡留言來看，這段話引起香港網民「似曾相識」之感。這正是回視歷史下的現實聯想。
本文原題〈思綿綿而增慕 北上廣愛玲熱〉，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