嶄露頭角
1922年2月傅秉常返回廣州。[55]6月，陳炯明（1878-1933）炮打觀音山。1922年秋，孫中山為了驅逐陳炯明和重返廣州，再與客軍為伍。因此孫中山急需大筆款項，以作糧餉。香港商人楊西巖和伍學晃表示願意提供款項。[56]
唯兩人附有若干條件。兩人對胡漢民（1879-1936）相當厭惡，故提出以徐紹楨（1861-1936）為廣東省長，楊西巖和伍學晃則分別得財政廳長和鹽運使之「肥缺」。這些條件由孫科出面談判，後得孫中山許可。[57]
另外，孫中山為了延續自己的革命事業，亦希望得到英國之助。他曾在1923年初赴港，並訪香港大學。傅秉常回憶，胡漢民推薦他為兩廣交涉員。因孫中山即將訪港，但香港方面阻止孫中山登陸之禁令仍未解除，是以胡漢民希望傅秉常透過其在港人脈，能在這事上幫忙。當時港督為司徒拔（Sir Reginald Stubbs,1876-1947）。[58]周壽臣（1861-1959）及羅旭龢（1880-1949）是傅秉常的世交。[59]透過周、羅二人之介，傅秉常往訪港督司徒拔。[60]
傅秉常向港督謂，香港與廣東有必要合作，否則對香港安定繁榮有所障礙。聞言後，港督對與國民黨合作持開放態度。因此不僅取消限制孫中山登陸香港的禁令，更一度擬招待孫中山住在港督府。[61]這是傅秉常的說法。然而更合乎邏輯的是，香港經歷了1922年之海員大罷工[62]，經濟受到重創。港英政府希望與廣東方面打好關係，故對廣東政府採和緩政策。事實上，在1922年和1923年之際，孫中山在爭取英國援助和訪港二事上，一直採取主動。他派出陳友仁（1878-1944）與英國駐上海總領事Sidney Barton爵士洽談二次，表示希望能在香港得到港督接待。[63]
伍朝樞和傅秉常都被視為「太子派」。以下略談這個派系。
傅秉常與太子派
太子派是一個以孫科為首的政治網絡（political network）。[64]伍朝樞和傅秉常則是太子派的骨幹成員。伍、傅兩人在政治傾向上，明顯親英。[65]
太子派大約在1919年至1920年左右冒起。[66]當時人稱孫科為「太子」，有人認為是具戲謔成份的。孫科之政治網絡被稱為太子派，一是因為他們當時的年紀比國民黨要人年輕得多，二是孫科和伍朝樞分別是孫中山和伍廷芳的兒子，三是有公子哥兒之意。[67]
傅秉常1917年與孫科認識。孫科曾說「我兩人35年深交。在過去數十年中，彼確視余有若親兄弟。」[68]伍朝樞則是姻親。
孫科和伍朝樞對傅秉常的仕途曾起相當大的作用，兩者之中，尤以孫科為要。傅秉常長期在立法院工作，主要是因為孫科之助。[69]而傅秉常在1932年出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則出於伍朝樞之推薦。[70]
兩任粵海關監督
1923年孫中山香港之行完滿結束，返回廣州。孫中山論功行賞。孫科、伍朝樞和傅秉常因籌款有功，故分獲要職。傅秉常獲委任為大本營外交秘書，以及兩廣交涉員兼粵海關監督。[71]
傅秉常就任粵海關監督時年僅20多歲。如此年輕便獲此重任，可證他才能非凡。他在任期間，正值多事之秋。1923年尾，孫中山欲收回粵海關，引來列強干涉。[72] 8月，廣州各界反對沙面苛例，孫中山命他與英國和法國兩領事交涉。[73]
太子派中人因為來自商人家庭，所以普遍與廣州商人關係和睦。唯孫中山為了維持廣州的政府，積極開徵稅項[74]。結果釀成了商團事件。
最後太子派的吳鐵城（1888-1953）擊潰商團，商團領袖陳廉伯（1885-1944）等敗走香港。[75]傅秉常未幾辭任粵海關監督一職，商團起事可能是原因之一。另外，在粵海關之任內，他曾有一次查悉數十間報關行瞞稅，收回罰款逾6萬元。[76]
傅秉常第二任擔任粵海關監督時，正值省港大罷工，任期由1925年7月至1926年6月。[77]傅秉常一向是國民黨中的溫和派。在大罷工初期，他與香港政府方面保持緊密聯繫。[78]
沙基慘案發生後，傅秉常亦曾主張與英國絕交。在大罷工時，所有貨物和船隻沒有罷工委員會同意，不得進出香港。傅秉常與蘇兆徵（1885-1929）合作，同意沒有罷工委員會批准不會發簽證。港督曾派周壽臣及羅旭龢到廣州與傅秉常會晤，遊說傅秉常幫忙，兩人謂傅秉常是香港大學的學生，其伯父又在香港發跡，傅秉常理應協助，唯他堅決拒絕了。[79]傅秉常作出如此強硬的表示，或為時勢所迫。
後傅秉常因受吳鐵城下獄所牽連，被免粵海關監督一職。[80]
寧漢合流之後，蔣介石短暫下野，孫科到南京兼理財政。他請傅秉常兼任關務署長。後來蔣介石復出，傅秉常等意識到政海翻波，故與孫科等一同赴歐旅行，暫避風頭。[81]
起草《民法》
傅秉常引以為傲的是他曾起草的《民法》。[82]傅秉常等歐遊返國之後，蔣介石推薦王寵惠（1881-1958）和胡漢民等起草《五院組織法》。唯胡漢民事務太繁忙，多由傅秉常代草。立法院成立後，傅秉常主動提出參與《民法》之起草工作。[83]
1930年，香港大學中文學會曾邀請傅秉常演講〈新民法關於婚姻問題〉。[84]1931年1月12日，傅秉常獲香港大學頒發榮譽法學博士。[85]翌日，傅秉常在香港的國際扶輪社演講，題目為“The New Chinese Civil Code”。[86]
再返立法院和兩訪蘇俄
1932年寧粵合作之後，蔣介石和汪精衛合作，孫科【圖八】任立法院長，故傅秉常重返立法院。傅秉常仍擔任外交委員會委員。【圖九】他在立法院時間相當長，直至1938年他與孫科等訪蘇時才離開。[87]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起，中國即陷入八年抗戰中，亟需外援，故蔣介石初派楊杰（1889-1949）為代表赴蘇聯，但蘇方沒有答覆。蔣介石轉請孫科在上海與蘇聯大使連繫，蘇聯大使電史太林（Joseph Stalin,1878-1953），不久史太林覆電，原則上同意為中國提供物資。最後蔣介石命孫科前往，孫科著傅秉常同行。[88]
1938年5月，國民政府打算再向蘇聯商借1億5000萬元，國民政府方面請楊杰提出，唯俄方拒絕之，故蔣介石發電，請孫科再往蘇聯。到莫斯科後，楊杰告訴孫科，借款無望。豈料孫科與史太林見面時，對方卻立刻同意。為免令人懷疑挾蘇自重，孫科等未待借款細節討論完成便離開蘇聯，先往英國，再往巴黎，8月起程回國，年底到重慶。[89]【圖十】
重返外交界
傅秉常自從蘇返國後，1939年曾「因藍款與孫院長發生意見返港，多方籌款。」 [90]「藍款」一事，應與藍妮（1912-1996）有關。【組圖十一】同年傅秉常被委任為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執行委員。[91]
後傅秉常又重返立法院。【組圖十二】1940年郭泰祺（1888-1952）從英國返，接替王寵惠掌外交。郭泰祺請傅秉常出任外交部次長，傅秉常最初不願擔任。郭泰祺另薦他人，唯蔣介石不同意。郭泰祺等在一次聚餐中問孫科，是否可請傅秉常暫時離開立法院以協助外交工作。[92]1941年6月末一個晚上，郭泰祺跟傅秉常詳談。他說原想推薦傅秉常作為其駐英大使之繼任人，但蔣介石已決定以顧維鈞（1888-1985）代之。郭泰祺新任外交部長，欲傅秉常擔任政務次長。郭泰祺說他已跟蔣介石談過，蔣亦同意。[93]
郭泰祺任外交部長未夠一年離任。傅秉常原打算與他一同離開。後蔣介石兼任外交部長，著傅秉常留任。傅秉常與他談到自己的困難。蔣介石回應傅秉常的憂慮，指示他可「全部負責，不必請示。」傅秉常認為這樣安排不妥，故蔣介石指定每個星期五下午5時至6時傅秉常可找他談公事，遇有緊急事情可以電話聯繫。蔣介石又指定陳布雷（1890-1948）為聯絡人。傅秉常又與陳布雷約定，每個星期五上午與他討論公事。後陳布雷即蔣介石的私人印章交傅秉常。此印章蔣介石只曾給予孔祥熙（1880-1967）和王寵惠，這表示蔣介石相當信任傅秉常，但他從來沒有用過它。[94]
[55]《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簡稱「紀」），頁20。
[56]《紀》，頁31
[57]《紀》，頁31。
[58]《紀》，頁35。
[59]〈港紳傅翼鵬昨晨逝世〉，《香港工商日報》，1936年9月18日。
[60]《紀》，頁35。
[61]《紀》，頁35-36。
[62]〈罷工風潮解決後餘聞港督致謝陸敬科〉，《香港華字日報》，1922年3月14日。
[63] Chan Gilbert F L, “An Alternative to Kuomintang-Communist Collaboration：Sun Yatsen and Hong Kong, January-June 1923”,Modern Asian Studies, 13：1 (1979),pp.127-139.
[64] Wong Chun Wai, “Hong Kong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The Prince’s Clique and Hong Kong Merchants,1918-1927 ”〔Unpublished Thesis, Cambridge University,2005〕,p.22.
[65] “An Alternative to Kuomintang-Communist Collaboration：Sun Yatsen and Hong Kong, January-June 1923”.
[66]〈孫科太子派的成長史〉，《新聞雜誌》，1949年第92期，頁3及頁15。
[67]〈讀者問題 ： 孫科與太子派〉，《現代週刊》，1947年復版第54期，頁14。
[68]《傅秉常日記〔民國三十二年(1943)〕》稿本(簡稱「稿」) ，1952年2月28日。
[69]《紀》，頁83-84。
[70]《稿》，1932年4月18日。
[71] “An Alternative to Kuomintang-Communist Collaboration ： Sun Yatsen and Hong Kong, January-June 1923”,pp.127-139 ; 《紀錄》，頁37。
[72] Braisted, William Reynolds, Diplomats in Blue：U.S. Naval Officers in China, 1922-1933(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9), pp.23-29.
[73]〈箋函各界聯合反對沙面苛例大會〉(交涉署稿)，1923年8月11日繕發。楊永安博士藏。
[74]《紀》，頁49。
[75]《吳鐵城回憶錄》，頁138。
[76]〈我所知道的傅秉常〉，頁74-77。
[77]《中國近代海關高級職員年表》，頁833。
[78] CO129/489,Local Situation,R.E.Stubbs to L.S.Amery, 4 September 1925,Enclosure No.8, pp.174-175.
[79]〈我所知到的傅秉常〉。
[80]〈傅秉常革職出走之省訊〉，《香港工商日報》，1926年6月4日。
[81]《紀》，頁65。
[82]《稿》，1932年2月6日。
[83]《紀》，頁69-71。
[84] 宋蘅之:〈港大中文學會紀事〉，香港大學中文學會編:《中文學會輯識》，1932年第1卷第1號，無頁數。
[85]《傅秉常與近代中國》，頁24。
[86] Member’s Bulletin of Rotary International Club of Hong Kong, 9th January, 1931. 楊永安博士藏。
[87]《紀》，頁83。
[88]《紀》，頁93-94。
[89]《紀》，頁96。
[90]《傅秉常日記〔民國三十二年(1943)〕》 (簡稱「日」)，1945年1月16日。
[91]〈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任用書第193號〉，1939年11月7日，楊永安博士藏。
[92]《紀》，頁99。
[93]《日》，1941年6月28日。原文是英文，為筆者所譯。
[94]《紀》，頁100-102。
傅秉常的簡傳五之二
本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