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校起步遲但具策略性角色

香港過去五年的教育開支佔總公共開支的比例，由2000/2001年的19.2%，跌至2015/16年的16.7%。在佔GDP百分比方面，在2015/16年為3.41%，遠比OECD成員國的平均值4.65%為低。這反映港府對教育的承擔不足，也遠未符合國際標準。

香港有龐大的財政盈餘儲備，應作更長遠大膽的社會投資，而當中教育是重點之一。近年教育問題因欠缺政策與資源投入而積壓不斷，極需下屆政府回應改善。

對自資高等院校的政策

在香港，非牟利自資學位頒授院校及私立大學的重要性，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政府政策與資源落後於整個形勢與環球趨勢，也是香港作為地區教育樞紐的一個諷刺和缺憾。八大公校獲政府直接資助每年達200多億元，而十所自資院校卻沒有任何直接資助，只有小部份自資學生得到學費補助，這個差距明顯失衡缺乏公平性。政府曾提及的公私型雙軌發展模式有待急起直追。

最近特首《施政報告》及財爺《財政預算案》在高等教育範疇上有兩項新猷，獲教育界歡迎。其一是宣布將「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恒常化，由原來每年的1,000個名額增加至3,000個，以資助更多中六畢業生入讀與新興行業有關指定自資院校學士課程（如文化創意、媒體與設計、資訊科技、檢測認證、旅遊酒店管理、供應鏈管理、護理、及保險精算等）。另一項措施是撥款5億元，推行第七輪配對補助金計劃（MG7），以支援多所自資院校籌款，開拓經費來源。

另外候任特首早前亦在其政綱中承諾檢視教育政策和大幅增加經常教育開支最少50億元，包括資助更多高中畢業生升讀自資院校學位課程。

筆者認為這些新猷及其他現行資助政策，確已有助提升自資院校的發展，但這些院校在資源方面仍困難重重，持續健康發展急需政府扶助。

奉行精英主義嚴控學位教育

2000年前政府多年來一直奉行英式精英主義，嚴緊控制學位教育，只由政府資助（或稱公營）院校供應及壟斷，資助學士學額嚴重短缺。多年來適齡入學率維持少於兩成，也嚴重造成社會不公，違反了大學教育普及化的環球趨勢。

最近一項國際調查顯示只有兩成香港勞動人口有學士學位，大幅落後於其他先進經濟體的四成多。這個偏低教育程度未能應付一個知識型社會的需要。社會不斷演變前進，學歷愈低就業或流動的機會就愈低，人們不斷要自我增值。

自2000年起，香港高等教育發生了基本的變化。2000年9月教統會在其《21世紀的教育藍圖》報告中，建議政府鼓勵私立專上院校經評審後頒發學位。報告指出發展私立大學能驅動社會各界為高教出資獻力，提供多元互補的教育機會，造福學生。另外，前特首董建華於2000年〈施政報告〉承諾「十年內讓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達到60%」，但實際上大幅增加的學額不足兩成為學士水平。

為擴大認可學士學額而不動用大幅額外公帑，港府於2009年起根據《專上學院條例》（即第320章），透過批地和免息貸款來鼓勵更多民間辦學團體開辦自資學士課程，扶助部份具潛質的「學院」日後申請正名為私立「大學」。多間非牟利私立自資院校的建立，打破了多年來香港學位教育由公營院校主導的單一局面。它們以自資形式每年提供近萬個政府認可學士學額，令本地總入學率升至近三成多，減輕了本土學生的升學壓力，和提升社會公平與流動性。

小型博雅教育靈活自主創新

在香港，能入讀學士課程的學生必須達到文憑試33222的最低成績要求（約佔35%考生）。這些私立院校的校園設施、師資、師生比例、課程、教學、財政穏建性、畢業生出路與質素保證機制均受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HKCAAVQ）的嚴格評審及監察，因此質素及成果有一定保證。部份私立院校已具備大學體系、規模和國際教研與管治水平，也有明確計劃和時間表申請正名為大學。

私立自資院校有更多的自主、靈活性和創新，更着重優質小班教學與學生個人發展。針對目前大多公校過份着重理工、科研、規模與排名的流弊，新興的自資院校正能改變這些偏差不足的現象。如有適當政府政策、穩定資源、和嚴謹管治作配合，可帶來更多課程與教學創新，與公立院校作交錯互補，也給學生家長一個不同的優質小型博雅教育模式選擇。這也令香港高教的長遠發展更為多元化、平衡與可持續。

私立院校正名帶來良性競爭

香港長期依靠公帑資助大學，私立自資院校起步遲發展較新，私校仍難與公校在資源、聲譽與排名上作競爭，一些社會人士對私校仍欠足夠了解（甚至有些誤解與偏見）。但在美國和很多西方國家，私立大學的發展遠比公立大學為早及優勝。私大在捐獻收入、教研成就與聲譽都遠比後者優勝。在東亞地區，私立大學也成為高教的主力。在南韓排名最高的十間大學，有八間為私立；在日本，也有一半為私大。在韓日，考入私大是一個榮耀。在台灣，私大則過多及質素參差，但在十大仍有兩間私大入圍。部份私大的成就迫使當地公校不敢自滿而不斷自我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