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修訂觸礁的主要原因，不是政府解說不足（雖然這是事實），而是市民不相信特區政府可以向中央說不，而他們也不相信內地的司法制度能夠給予被移交的港人一個公平及有人權保障的審訊。
參加辯6.9遊行的人數真的那麼重要嗎？法律觀點真的那麼重要嗎？有沒有外國勢力的參與真的有那麼重要嗎？市民發聲了，這才是最重要的。
市民對開發郊野公園的支持度是倒數第二，僅高於誰都知道是荒謬的淡水湖選項，真是不提也罷。
土地供應公眾諮詢，提出的多個土地選項都有爭議，是意料中事。但受爭議的不只是各個具體的選項；連諮詢活動本身也遭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批評和反對。
香港公立學校的進取心與活動力，主要不是來自上級政府的鞭策，而是來自辦學團體的熱忱。也就是說，香港的學校，有較大的發揮空間。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為人厚道，只是點出「刻意製造民意的行為」，沒有指斥刻意破壞諮詢活動的無賴行徑。
我們的社會已發展得愈來愈複雜，要訂好一份財政預算，既要有一定的專業知識，亦要掌握到一定的數據，一般市民大都缺乏條件去提供切實可行的意見。
水貨客困擾上水居民，港人稱內地遊客為「蝗蟲」；到中央高調批評香港出現「港獨」，內地網民自發響應，有從理論高度的聲討，有出於民族感情的開罵，更多的是訴諸感觀的辱罵⋯⋯香港的「內交」不能只對上不對下。
有人說政務官的文化就是「回應文化」，出了事想辦法去解決，這是沒有遠見的管冶。
國民黨執政的八年來，人民感受最深的，是政府與人民的距離非常的遙遠，聽不到人民的聲音。
承上文〈專訪田北俊：政府應檢討對建制派的期望〉，田議員跟我們重新詮釋上周四（18/6）33名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場後的心路歷程，本文他會繼續談香港於後政改時代的前路。
馮檢基：「我作為一個政治人，要參考之餘，也是為了自己的理想，對香港有願景，有目標。當民意與理想或願境出現矛盾的時候，就要有一些考慮與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