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女士以《黃花崗外》為黃世仲、《黨人碑》及孫中山共和精神正名和傳揚，是一種歷史正義感和學術真精神的卓越體現，也為當代研究和闡釋中國革命史和民族精神史提供了一種獨特方法和學術樣本。
如今香港政治局勢大致平定，為何建制派議員的表現仍然乏善可陳？
「忠誠反對派」是西方民主論述的一個概念，既然香港未來的選舉制度是要與西方民主切割，抄襲後者的概念是政治不正確。
內地「觀察者網」刊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撰文，指「中央決心按照一種類似《港區國安法》的模式，為香港選舉制度訂下新的框架，確保『愛國者治港』得到全面準確的貫徹實施。」
學者田飛龍認為，錢穆的中國文化精神的傳承，特別是法治觀中的「人盡其才」與賢能治理思想，對於矯正當下的法治形式主義，包括香港管治當局的法理弱點是有幫助的。
以中國的實力，摧毀香港沒有難度，但是否可以承田飛龍所言，「與新加坡合作，然後壯大澳門，以及做大深圳」，「便可適當地部分替代香港已有的優勢和功能，使得香港感受到一定的壓力和挑戰」，這簡直是不切實際。
中央如不大力主導，香港就必然會被既得利益主導，無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