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購買指定圾袋的構思，早在特首李家超領導政府之前的政府主張。如今要執行陋政，難為了誰？不是難為特首李家超，是難為全香港的市民。
無論是馬路的喧囂、石階的幽美、戲院的斑駁，還是鄉野的靜謐、繁花的繽紛、霞彩的斑斕、日落的絢麗，無不飽蘸畫家生於斯，長於斯的情感，藉親切動人的筆觸，定格獨一無二城景美學印象，追憶吾心安處的家園似水流年。
我們在討論城市和社區的未來時，應該聚焦於當下社區治理、文化、經濟、基礎設施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建設可持續發展及有活力的城市。
山東本身是一個農業大省，人多、GDP高，又較接近上海與北京，本應經濟發達。但處於內陸的省會濟南，沒有沿海城市青島般繁盛。只要山東加快城市發展的進度，是有可為的。
其實有志者大可參與政府地的投標或拍賣，不會完全沒有門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30多年的時間裏，城市化率從改革開放初期的38%達到現在的56%左右。如果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城市化的70%水平來計算，中國離高度城市化水平也只有14個百分點了。 也就是說，中國用了30年左右的時間，走完了西方100多年的歷程。但是，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既強勁又脆弱，城市擴張很快，但質量低下，不僅過程充滿了風險，城市現狀也充滿着巨大的不確定性。 也正因為這樣，這些年來，愈來愈多人對國家的城市化現狀產生了諸多憂慮和焦慮。中共十八大前後，城市化曾經被界定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其中一大來源，有關部門曾就城市化提出了諸多政策建議。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人們對城市化本身和城市化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抱有巨大的期望。不過，城市化已經逐漸在政府的議程中消失了，城市化的動力似乎已經不再。為什麼？ 中國城市化的動力為何不再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看看原來城市化的思路和城市化方式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果，簡單地說，今天的政策調整是對原來政策的一種反應。如果原來的政策不能為繼了，那麼就要進行政策調整。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檢驗原來的城市化所產生的問題。 第一、主導原來城市化的主要是GDP主義，即單純的經濟增長。投資、貿易和消費長期以來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城市化不僅創造了巨大的投資空間，而且也帶動了其他消費和貿易兩個領域。在GDP主義的指導下，在各級官員那裏，城市化就變成了簡單的蓋房子和造城市。城市化的動力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有關，因為房地產是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因此，各級官員大力推動城市化，很快導致了產能過剩，甚至在不少地方出現了「鬼城」現象。房地產領域的產能過剩到今天為止仍然是最嚴重的。 第二、城市化過程中的安全等因素經常被忽視，導致城市愈做愈大，也愈來愈不安全，不斷暴露出城市的無比脆弱性來，包括天津的大爆炸、深圳的山體滑坡、雨季洪水泛濫、危樓等等，更不用說是導致民怨沸騰的霧霾現象了。 第三、戶口制度改革沒有跟上，造成了城市的鄉村化。在今天的56%的城市人口中，持有城市戶口的人口只有40%左右，表明還有10多個百分點的城市人口是農民工或者農民。盡管他們長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其二代也已經成長起來，但他們還沒有被整合進城市。幾乎在所有的大城市中都存在着「城中村」和城市農民的現象。 所謂的「城中村」就是城市在快速過度擴張過程中，把原來的農村「包圍」在城市之中了，而之後又沒有解決所產生的現象。盡管經過多年的努力，「城中村」的狀況有所改善，但本質上「城中村」還是保留着農村生活方式，在就業、生活、安全等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隱患。 第四、城市規劃往往變成市長規劃。一般來說，中國的城市都有城市規劃。但現實中，中國的城市是最缺少城市規劃的，或者城市化根本很難根據城市規劃來進行，往往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城市的官僚性質，城市規劃演變成市長規劃。「一個市長、一個規劃」的情況到處存在，並且上下任市長之間沒有任何連續性，往往是下一個市長要不修正上一個市長的規劃，或者完全擱置而重來。更為嚴重的是，每一任市長的首要考量往往是GDP增長，而非城市規劃意義上的城市化。 所以，城市的一些基礎設施建了拆，拆了建，結果所謂的GDP上去了，城市搞得愈來愈糟糕。更為嚴重的是，在一些城市，拆和建的過程中包含了巨大的工程腐敗，因為很多市長必須通過搞市政工程才能找到腐敗的機會。 第五，城市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導致專業人才的缺失。在世界範圍內，只有中國的城市是有行政級別的，中國有首都、直轄市、省級（會）城市、半省級城市、地區級城市、縣級城市、鄉鎮等等。而且，在一個城市內部又分成多級政府行政級別，基本上都是三級政府、四級管理。 新加坡500多萬人口，但只有一級政府，即使算上市鎮理事會，充其量一級半政府；但人口不到200萬甚至更少的中國城市則是三級政府、四級管理。而且，城市內部幾乎大部分組織包括學校、醫院、國有企業等都有行政級別。這種高度官僚化的城市制度，導致城市專業主義的低度化，因為專業主義和官僚主義經常處於直接的對立狀態。 一個城市的文明有待於專業主義的充分發揮，但中國的專業主義（例如城市規劃）必須屈服於官僚主義（市長規劃）。中國的城市即使硬件建設不錯了，但軟件（城市管理）遠遠跟不上，最主要原因就是專業主義沒有多少生存空間。 除這些問題之外，還有幾個重要的現象或者不言自明的政策議程一直不僅被忽視，仍在流行，主導着今天中國的城市化。這些現象不僅在阻礙城市化向深度發展，而且甚至在促成城市化走上錯誤的方向。 還沒有停止的大城市化現象 在種種現象中，最主要的就是大城市化。大城市化又包括兩種趨向，一是單個城市的趨大化，二是大城市群的建設。城市趨大化已經造成了中國的超大城市，即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人口已經超過了2000萬，並且還沒有停止的跡像，仍在繼續增大。如果不做城市體制改革，這些超大城市還會繼續增大，直至最後大危機的爆發。 如果超大城市是失去控制能力造成的，那麼特大城市群建設則是有關部門主動規劃的，已經規劃包括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十大城市群，並把十大城市群視為是中國城市化的主體形態。我們把這兩方面合稱為「大城市化」。 大城市化帶來怎樣的結果呢？首先要考量的是其所能帶來的正面積極的結果，因為這是城市化規劃部門的理性之所在。這裏最主要的是大城市化所能帶來的經濟發展和GDP增長。從經濟學意義上，城市化可以帶來GDP和經濟效益，這很容易理解。GDP就是經濟活動交易，交易愈多，GDP就愈高。因此，城市的GDP必然遠遠高於農村，因為農村家庭基本上是一個自足的單元，但城市居民必須通過經濟交易才能進行正常生活。 城市愈大，交易量就愈多，GDP就愈高。同時，無論是單個城市還是城市群的建設，從工程學意義上來說，也變得可以。無論是城市內部的交通還是城市之間的互聯互通（城市群）技術上不難解決。這一過程也創造經濟活動。 問題在於，這種城市化考量僅僅只是經濟學和工程學的考量，而較少甚至完全忽視了社會、政治和環保等方面的考量。在缺少對社會、政治和環保等因素的考量下進行的大城市化，最終必然會導致巨大的災難。這種災難性現在沒有人可以計算出來，也沒有人可以預測，但最終還是會出現。 第一，優質資源高度集中在大城市，拖累了國家區域經濟的均衡和可持續發展。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前，優質資源也是集中在這些大城市的。多年來，人們希望通過擴大內需來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但在優質資源集中在幾個大城市的情況下，內需社會很難再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來。如同社會群體，中國的城市也呈現出強者愈強、富者愈富、弱者愈弱、窮者愈窮的局面。這個局面不改變，國家的發展必然是畸形的。 第二，如果城市結構因素不變，其他方面的社會變革和改革會變得很困難，甚至不可能。今天，中國在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改革都遇到了瓶頸，因為改革都過於側重這些領域的微觀面，而忽視了城市結構問題。例如，如果只有北京擁有中國最好的醫院和學校（從幼兒園到大學），全國各地的人群還是會蜂擁而至，不管怎麼樣的政策都難於阻擋人群流入北京，也難以把已經進入城市的人口驅離。只有把優質資源分散化之後，這種情況才能得到徹底的改變。 第三，大城市化產生巨大的負面社會政治效應。一些大城市愈來愈富裕，而愈來愈多的城市則出現貧窮化的趨勢。在很大程度上說，現在已經儼然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小城鎮包圍大城市」之勢。如果中小城市繼續被忽視，那麼它們必然成為中國民粹主義的基地。西方現在所盛行的民粹主義並非來自大城市，而是來自中小城市，尤其是城鎮，因為中小城市和城鎮一直被忽視。 再者，城市愈大，執政黨、政府和社會、人民的不信任感就愈深層。社會對政府的信任來自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務。提供公共服務需要城市規模，城市過小，公共服務就很難提供。但是如果城市過大，政府更難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這些年來，中國很多城市出現反PX和建立垃圾處理工廠的社會運動。實際上，中國大多城市被垃圾所包圍，並且已經到了很危險的程度，建設垃圾處理工廠是當務之急。但因為社會不信任政府，政府很難作為。這樣下去，城市肯定會發生生態危機的。 第四，更為嚴峻的是，就國際政治來說，城市過大往往對國家造成不安全。對國際環境的變化，人們必須具有現實主義的思考。盡管今天和平是大趨勢，但很難排除戰爭的可能性。現代戰爭對城市的摧毀能力愈來愈強。毛澤東時代搞「三線計劃」就是為了戰備。當時政府把工業能力分散到地方，尤其是內地。毛澤東想把中國的各個地方建設成能夠「自給自足」的單元，以防戰爭的爆發。現在的形勢不同了，但並不是說城市化不需要考慮戰爭狀態了。 很簡單，美國如果華盛頓特區、紐約和洛杉磯等城市被轟炸掉，美國的整個體系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但如果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這些一線城市被炸掉，那麼整個國家就要完蛋。同樣，日本的東京一完蛋，整個國家就完蛋；韓國的首爾一完蛋，整個國家就完蛋。這是資源高度集中的劣勢與缺陷。在變幻莫測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的城市化必須考慮到國家安全問題，否則就會鑄成大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