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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一場大疫症，如果連最起碼的檢討都不做，又怎能向市民，尤其是在疫情中受創的港人交代？

我們若研讀黑死病的歷史，卻應另有領會。只是把注意力放在控制疫情上，不免太過被動，我們應有更積極的考慮，思考如何更積極地駕馭疫情所帶來的社會力量，從而引導世界向更美好的方向走。

在「瘟疫之城」威尼斯中，也有一些against all odds，求盡一己之力，與瘟疫搏鬥，能做多少便多少的市民。雖處劣勢，但力戰到底，絕不認輸。他們是卡繆筆下的「反抗者」，一班「說不」的人。

後藤新平與總督兒玉源太郎1898年上任，第二年即成立「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此即台灣大學醫學院的前身，如同孫中山入讀的香港西醫書院，亦即香港大學的前身。

在《鼠疫》中，卡繆的筆下主人公們的行為向我們說明，唯一的選擇是站在受害者一邊與禍害作鬥爭。一邊是鼠疫，另一邊是受害者，陣線截然分明，沒有人可以做一個旁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