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這些年有很多機會參與各項具挑戰性的工作，例如優化恒生標誌、分行新裝潢設計，企業形象及廣告策劃，以及e-Banking開展及推廣，其間經歷全球金融危機等挑戰。
美國人很現實，＂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其實所有人包括中國人也現實，如要恢復香港昔日光彩，很簡單，投資者，不論中外，都必須得到合理的長期回報。
30年前的7月份，是中國國企正式進入香港證券市場的里程碑月，為香港金融業帶來近三十多年的榮景。
香港回歸以來，有4位總理處理過香港問題。香港人對回歸後幾任總理印象不壞，皆因他們的作風都傾向務實，而且總理多處理經濟民生政策，較少涉及政治和意識形態，較容易令人受落。新上任的李強會是什麼樣的總理？
江澤民去世後，中國共產黨對他作出了極高的評價，時事評論員霍詠強指出，從他對內部的影響力而言，這並不令人意外。江時代不能說是最好，卻有重要的代表性。
1990年12月19日，香港的鄧蓮如勛爵與上海副市長黃菊，共同為闊別百年的上海證券交易所重開、揭牌。這是劃時代的創舉。筆者非常有幸有份參與這件事情。
上海人需要朱鎔基，朱鎔基需要上海人，兩者相得益彰，這是人和。上海人精明慎密，文化底蘊高，管理水平好，可是，要闖、要衝，要開拓新天地，就需要湘人的打拼魄力，朱鎔基正好擔當這樣的角色。
1990年6月，時任上海市長的朱鎔基出訪香港，推銷浦東大開發。那個時候，我就被朱市長的風采吸引。
深圳的發展能取得這麼高的成就，按內地的說法是全靠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種說法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首先如何判斷外國的行動是「干擾」還是「干預」？其次是能不能拿出比對手高明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對自己有沒有信心？
即使在微觀領域，新一波以黨領政的改革也出現了黨的機構迅速擴張的情況。例如在企業界和社會組織，人們往往把黨的領導，簡單地理解為在每一個企業和社會組織設置黨的機構。
這趟踩線之旅，日程短促，走馬看花，但對於為香港學生遊歷湖南，設計研習課題，豐富考察交流的預備，多有作用。
《名義》於2015年初定稿，周梅森的筆觸，又怎少得了對國企及背後金融資本的刻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