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台灣總統選舉跟香港局勢息息相關，蔡英文應該了解得很清楚。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晚（15日）於2020中聯辦新春酒會致辭表示，珍惜香港這個家是所有真正關心香港、愛護香港的人的共同心聲、共同期盼和共同責任。
剛履新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是臨危受命，初步看來，他被中央看重的原因，相信是他出任青海和山西兩省省委書記期間，在領導「止暴制亂」和「地方肅貪」的表現，以及他在執行上述工作時「與國家安全部門合作」的資歷。
今次蔡英文成功翻盤，實在是得力於香港這場令台灣人看得驚心動魄的抗爭運動。「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魔咒，令大多數台灣選民在重經濟和保民主之間作出明確的選擇。
臨危受命，反映中央政府最終是看到香港的危機。危機不僅在香港，更在國家安全的大局、新冷戰下中國涉外政策的大局。危機不限於香港，便不能單靠在香港內部的統戰便可以解決。
過去談到溝通時，都碰到一個問題：誰作主動？誰走出第一步。很多人以為，自己行出笫一步，就是「失去威嚴」，比對方低了一等。尤其是當自己的輩分或地位比對方高的時候，更認為對方應該主動，才能顯示誠意。
2019年6月起，香港因「陳同佳案」及《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示威、動盪至今仍未平息，「止暴制亂」成為多方領導人的強烈呼聲。
有人猜測，中央先換中聯辦的王志民，隨後可能還會換特首林鄭月娥。其實，這已不用猜測，局勢的演變結果早已把答案寫在牆上。
國務院突然任命駱惠寧為香港中聯辦主任，可謂臨危受命。在這史無前例的任命的背後，北京欲突破原有治港框架，大幅調整治港政策的意圖已表露無遺。
雖然駱惠寧取得第一個好印象，但關鍵是北京會否改變強硬政策？眼前這一刻，我形容為「閃變」。假如北京真的忽然閃出一剎那寬鬆的念頭，那麼這一「閃」，將會導致日後的「變」（由強硬變務實）？還是一閃就沒有？
中聯辦主任換人，不等於中央會同時改變對港政策。但新人上任會提供一個方便的空間，讓既定政策有需要時可以調整，起碼新任官員毋須有打倒昨天的我之尷尬。
中聯辦換人並不表示北京會改變既定方針政策，但希望北京從過去七個月的事態發展認識到香港人的意志和團結。
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儘管人們討論結構性改革已經很多年，但迄今為止誰也不清楚中國的結構是什麼？很多人還是深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套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結果各級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根本不符合中國國情。
所有的裂變在陷入困境的這一刻才成為可能。在恐懼與幻滅、對立與衝突之後，我們可以再次見證世界的理性和希望，宇宙大爆炸之後所形成的生命不就是最好的詮釋嗎？！
無論是在自由資本主義的美國，還是在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兩者又面臨前所未有的、且普遍和相似的挑戰與困境，但雙方卻過多地畏懼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彼此間的不同，甚至上升到美中的對抗。
我們不妨從當前澳門司法管治團隊成員的背景作一全面管探，更好地了解他們口中的一國兩制典範靠的是什麼，在香港真的行得通，對香港和內地是否有利，答案躍然紙上。
中國如欲擺脫這歷史的必然性，就必須盡早在香港問題上痛定思痛、狠下功夫了。
香港和澳門，是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不同條件之下分別誕生的；兩地是兄弟，但不是孖生兄弟，更不是連體嬰。
對不知就裏的港人或外藉乘客而言，事件引發和揮之不去的擔憂是，一次原本認為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前往澳門的旅程，卻可能在不知不覺間，進入了內地司法管轄區，面對可能突如其來、預計不到的可能性。
港人以本身享有，並令香港成功的西方制度和價值，與個人權利和自由，衡量一國兩制是自然不過的事。
大灣區計劃是內地首先提出，香港是不是「被規劃」？會不會因而失去一些自由和自主？筆者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措施大大增加港人的自由，即除一向享有的自由可繼續外，港人將獲更多的自由。
12月19日，是《中英聯合聲明》發表35周年。英國外相藍韜文發表聲明，稱關注1984年北京關於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呼籲遵守承諾；針對當前的警民衝突，展開「有意義的政治對話」，回應港人合理的訴求。
在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上，澳門《基本法》和香港《基本法》當中一些重要條款有很大的差別，例如澳門《基本法》沒有條文提到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可達至普選的目標。
中美關係充滿着巨大的不確定性，雙邊關係日益惡化。在全面「戰爭」的臨界點下中方應以冷靜和理性的態度應對，專注自身發展與持續實現現代化。
在整篇講話中，我找不到「止暴制亂」這4個字。這當然不表示中央不支持在香港「止暴制亂」。
近年香港人感到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情況不斷惡化，「反送中運動」以來，北京繼續挺林鄭和警隊。如今，習、李的表態顯示，北京不會對症下藥，日後的深層次矛盾將更難解。
美國削弱中國經濟先從削減貿易赤字入手（科技方面則從華為、中興入手）。日高義樹表示中國再難像以往般依賴出口美國帶動經濟增長和創匯。
一個獨立、全面、公平、公正的調查委員會，完全可以還絕大多數守紀律的警員一個公道。這個做法也完全沒有偏離法治原則和憲制安排。獨立調查委員會更可以調查有關外國勢力和學生被人洗腦而上街等指控。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談到《基本法》23條立法時，用的字眼是「緊逼的任務」，同時暗示這是因為美國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所以北京不能不拿出反制措施。
今次風波證明一個僵硬的權力結構滿布盲點，而且當事態發展嚴重偏離預定路線時，只有極少可以發現的途徑。這種上層的有限視野解釋了威權政權面對突如其來的叛亂的脆弱性，而叛亂通常是由這種「資訊串流」所引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