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自法國大革命及美國獨立開始所發展出來的民主制度，本來是脫離帝制而出現，由人民「當家作主」，而實際只是人民為自己選出一位主人，騎在自己頭上，承襲了帝制的雄性也不自知。民主選舉出來的政權（包括行政立法），擁有的特權與王帝貴族相差無幾，與原來取消帝制時的訴求有一大段距離。老子說「衣養萬物而不為主」，真正的平等自由，應該沒有主的概念，主的概念是從古代不平等的帝制而來。王帝擁有政權，作為人民的主人，管束人民的生活自由及剝奪人民的勞動利益，政權擁有高人一等的特權，這便是主概念的延續了。
世界進入共和年代後，帝制取消了，政權的特權亦所謂取消了，為了防止政權干預和控制人民的生活，這自由情意結形成經濟上的自由市場觀念，局限了政權的權力社會責任，只保留運用稅收和公帑以福利政策濟貧來調節社會，但作用有限。
財權過大 難以駕馭
回說經濟，經濟不前時，總是以為實業缺少資金，以為放寬流動性，資金自然便流進實業，帶動生產，振興經濟。誰不知政府層面單靠各種手段，調控市場放寬或收緊市場資金和流動性，或用財政政策調控稅率，都是無法扭轉財權坐大的局面，市場上財權可以調動的資金，事實上遠比政府可調動的為高，政府任何行動都可以給財權馬上消化掉。
現時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財權過大，政權已無法駕馭財權，單靠調控資金流進流出市場，是無法駕馭市場，無法要求市場創造新職位，才是全球經濟前景不明確的結構性問題，政權還受市場指責無能哩！西方國家欠缺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理念，於是對如何重振經濟創造就業，都茫然不知頭緒，從而連累了沒有競爭能力的人被剝奪了謀生空間，責任還要受害者自負。
政權是領導社會全民生活的政治權力，應有穩定經濟前景的責任，不能說前景不明朗。現今世界經濟不前，滯脹甚至經濟衰退，是財權壟斷營生環境所致，政權受財權架空權力，甚至要遷就財權。單憑資本主義既有策略，政府是無法施為，G20峰會、以及G7、EU等政府層面介入，也是無法解決的。政府就算大攪基建來提供就業，但基建完成後，市場極化財權壟斷的情況將會依然故我。國際間政府層面商議振興經濟，但策略只在方便通商、稅項寬減，這一切手段，都只方便了建立營商環境，使財權不斷坐大，這是現今各國政府找不到辦法化解經濟危機的深層原因。西方國家如美國等，愈來愈多人已經注意到自由市場的弊端，卻選擇走回保護主義以自保，這樣只會觸發更多的國際矛盾。
貧者愈貧 富者愈富
何謂營生環境和營商環境呢？老子說「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人人有可以有安居的合理居所，有可以安穩生活的工作，人人可以自立謀生自食其力，讓人人都可以安居樂業，便就是一個良好的營生環境。一個良好的營生環境，可以確保人人都有其謀生空間。而營商環境只是方便商人經商的環境，在市場出現極化而沒有任何調節時，便會出現壟斷和破壞營生環境，此時便會出現失業和貧窮以及如同受勞役一樣的在職貧窮，就正如管仲說「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商人壟斷會導致社會不能治的惡果。
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原則主是要擺脫政權控制，不過，在自由市場上，資本主對實體經濟及非實體經濟上的投資，只追求最大回報，追求最大回報的動力使這些資本集結形成財權。資本主與企業主不同，企業主是有個人實體經濟本事，以發展本身業務為目標，資本主則沒有個人實體經濟本事，只是以純牟利為目的參與市場活動。財權在市場上以企業形式運作，因自由擴張而造成壟斷，這種壟斷不是行業壟斷那樣簡單，而是謀生空間的壟斷。所謂壟斷，不是指某企業在同業中過度地佔有市場份額，損害其他同業利益，而是財權的出現，他們因擴張業務而不斷侵蝕營生環境，損害其他行業從業員的謀生權，使受損者的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事實上，現階段資本與企業的關係，已經起着微妙變化。過往，資本投資可讓企業發展，當企業長大成超大規模企業，背後資本滾存的資本不斷壯大，開始變成吞噬市場，損害了其他企業的發展和生存空間，簡接令很多人的謀生權受損。
貧窮問題，自古代帝制出現後，因尊卑貴賤之別而出現弱勢社群，造成貧窮，中外皆然。簡單來說，是卑賤低下階層的謀生權利、謀生機會和謀生空間受剝奪，不能聊生，才變成貧窮。貧窮並不是有沒有錢的問題，貨幣只是換取生活必需品的媒介而已。解決貧窮問題，只要弱勢社群的謀生權利、謀生機會和謀生空間得到保障，便可以了。而人人的謀生權利、謀生機會和謀生空間，正是資本主義所不能確保。
財權問題 追溯春秋時期
管仲早在2,600多年前，已分析了財權的問題。管仲向齊桓公解釋何謂「二君二王」，指出王權本來有其責任施政「以人為本」，權力主要用於照顧社會讓萬民皆有所養。若然任由自由市場放任，使財權坐大，社會上便出現兩個權力中心，財權會妨礙政權履行其照顧社會的責任。現今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極化讓財權坐大，導致經濟不明朗，這種情況一早已受批判了。
管仲對財權和財富的看法，說「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財權之所以可以賺取巨大財富，是政權做就環境所然，政權解決貧富不均的社會問題，應該是主動地調節環境及建立新環境，而不是被動地依賴富商開創職位或依賴他們接濟窮人。事實上，財富可以形成權力，同時過度的積財，只反映出自然資源的過度耗損。要是人人的謀生權利、謀生機會和謀生空間都得到保障，財富的權力便會失去作用，財富失去權力作用，追求積財的人便會大減。要是積財的權力不大，兼且積財導致資源過度耗損，可會令一些企業主反思及明白知足的意義，因此而自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