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會大學學生佔領語文中心事件廣泛報道，引來社會各方意見領袖的評議、責難或護航；結果令事件中的一些重點變得模糊。社會輿論中的討論是多方面的，就不同重點展開議論，例如：講粗口罵老師、不合格者輸打贏要；或者上升至中港矛盾、普通話達標是否必須；甚至指責校方管理手法等等。其實，這已是近年社會事件的必然套路，如筆者年多前曾指出，「不少人各取所需地爭辯、引用一個層次的價值來攻擊另一個層次、刻意片面探討和拉出結論」，結果當然是令人覺得混淆。（註1）
除了最近浸大風波外，踏入新學年以來本港大學出現類似事件此起彼落，教大出現冷血大字報、中大學生會主席粗言罵街，又或為了聲援浸大學生受罰而在港大出現辱罵字眼的大字報。究竟我們的大學生發生了什麼事？撇除上文提及的其他範疇的討論，就要「校園事、校園理」的話，這可算是學生言行表現；那麼這些事件背後，我們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呢？
偏重智育 輕視德育
這些校園風波的共通處是十分明顯的。第一就是欠缺人際間基本尊重，因而什麼禮貌、同理心等亦付諸闕如。其次是負責任的問題；犯錯後不是勇於承認，反而找來諸多藉口推搪，甚至不承擔自己的責任。第三是過於自我中心；事事以為立於道德高地、罔顧世情。有論者因而指出本地大學必須重整德育工作，加強要求學生的操守表現。但大學生已經是成年人，真的有作用嗎？其實基礎教育常常強調五育並重，更把德育排在首位；從這些風波中見到大學生的表現，對中小學界卻是當頭棒喝。至少筆者認為，事件反映出中小學在推行基本德育上有不少改進空間。
從基礎教育的角度去審視此等「德育」表現，實在是要搖頭嘆息。然而把德育不彰的責任推向中小學，是不公道的；因為做出這類敗壞風氣、有違社會道德規範事情的大學生，畢竟只佔校園中的少數比例。若擴大到同齡人口，那更是很少很少的數目；大學生都是那些能在公開考試中取到好成績的一群，大約只佔五分之一。某位校長曾對筆者提過，這些事件的出現只證明了本地教育體制荒謬之處，也是盲目追求考試成績帶來的惡果。
唸大學的前因，當然是中小學教育。在那12年的教育中，不論學校有否宗教背景都好，其最基本的責任就是培育未來的社會公民。通過德育教化成就良好公民，故德育居於學校課程之首。不論新舊學制都有公開考試，故考試指揮棒促使學校和教師較偏重智育。但昔日自知不是升讀大學材料的學生，可以有中學會考或其他關卡選擇適合的出路，如今卻只有一個終站；學生好像先經過考試不理想才有出路。結果對學習成績的重視程度，當然比往昔會考更大。同樣的情況亦可在老師教學、學校管理層決策上見得到。學校和教師不是有意輕視德育，那是現實壓力所致。
故此，大學生的德育表現就是結果。況且社會的公共價值也不見得是重視學生的德育，坊間傳媒的一些報道或專欄評論的說法，很多時根本就與學校要營建的德育環境背道而馳。從何有配合的德育環境去培育青少年的德性？多年來中學生源不足的困局，亦加劇了這種現況。
能夠跨過大學門的「相對尖子」是有能力做出好成績的一群，但未有任何評核可以檢視他們的德行表現。推出新學制之初也曾強調，大學收生時除考慮學生成績外，亦會檢視學習概覽、進行面試等；但多年來的實踐，似乎入學只是基於單一因素。
校園風波令人側目一時，但要扭轉歪風，或者需要往前看看基礎教育的制肘。
註1，黃冬柏，〈德育三重奏〉，灼見名家，2016年6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