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超電視轉播費水漲船高,年年三級跳,分析為何如此,有不少人會以似是而非、用相關性代替因果關係的講法,解釋價格爆升的現象,諸如「費用高,因為多人睇」,「價格貴,但冇辦法,只有一個選擇」。
這裏將提出兩個底層結構性因素,嘗試從不同視角,理解體育產業:
一是英超組織結構,由於歷史因素,一開始便偶然地解決了「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amma),一個常困擾其他聯賽、且普遍存在於許多社會組織、導致市場失效的問題。
二是電視台的行業格局,令局內人(incumbent)能在動態博弈中,以破釜沉舟的手段,阻嚇擬進入者。
無處不在的「囚徒困境」
「囚陡困境」是指社會上,普遍存在以「自利」為重的個體(消費者、公司、政黨、政府、或國家),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選擇「損人利己」,而不是「合作共贏」,就算明知合作的得益,對群體(兩者相加)的效益是最大,達柏拉圖最優(Pareto Efficiency )。就像兩個小偷,在囚室分別被盤問時,為了保護自己,在明知如果雙雙否認指控的情況下(即合作共贏),二人所面對的懲罰為最輕,但由於沒有串通或約束的機制,最終各人為了自利,不管對方將會「招認」還是「否認」,總之自己的上策(dominant strategy)就是「招認」,從而達到雙輸的局面。
「囚徒困境」被廣泛研究和套用在不少社會經濟領域,許多市場失效,都是由於「困境」作祟,以至有指它是對亞當斯密「無形之手」的最大耳光。
「囚徒」的視角下,球會間是怎樣角力的呢?
「英國超級聯賽有限公司」(下稱「有限公司」),在1992成立(見本欄《大班解構英超如何橫空出世》),其組織架構是由頂級球會以一人一(股)票的方式,成為公司的20個成員股東之一,不管你是「五大」(當年為阿仙奴、愛華頓、利物浦、曼聯和熱刺)、今日的「六大」(愛華頓出局,項上了車路士和曼城),還是「降班膽」,在聯賽的重大決策上,都是平等的,加上分紅是以當初就定好的方程式計算,包括平均分配的部分和按成績高低分配的部份(又以前者的權重較大),故分賬方式是透明和集體負責的。
作為一個商業組織,它不同其他的半官方、半商業的組織,制度上一早就形式集體談判(collective bargaining)、其決定對所有成員有約束力等等的特徵,讓它克服「囚徒困境」,從而令其在對大夥兒迄今最重要的商業收入上──電視轉播,立於最佳的丶義無反顧(不用擔心被人拖後腿)的談判位置。
如果「有限公司」不是以此模式經營,那「囚徒」會怎樣選項的呢?我們自然不能把英超推倒從來做實驗。但現實上卻有兩個例子,一個是英超前的英足,一個是英超成立後西甲,兩者交差,或可說明一下:
1992年前的英足,賽會是由92支包括甲乙丙丁球會所組成的足聯(football league)主理,由於是92支球會共管,利益不明顕,做成球會各自為政,沒有集體向電視台(BBC 或ITV)爭取,故當時的總轉播費為可憐的1,100萬鎊,勁旅如曼聯所分得的僅為每年9萬鎊(1988)。相對92英超成立後首年的總轉播收入(3800萬鎊),而曼聯可分得近400萬鎊(1993),可見足聯治下的機制,並非共同效益最大化。
但「囚徒困境」最明顕的例子,就出現在英超成立後的平衡時空、歐洲大陸的西甲。西甲多年來只有皇馬和巴塞兩支球會獨大,而由於兩者與其他隊伍分野非常之大,造成兩強與其餘18隊的利益互不相幹,以至一直以來(直至2016),兩強是自己與各個媒體談判電視轉播合約,做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其餘18個球會,就因為非常弱勢,僅能沾上蠅頭小利。雖然多年來,不管是兩強,還是包尾大幡,明知合作同贏的好處(英超的例子不就近在咫尺?),但卻總是選上了自私的上策、達致柏拉圖次優(Pareto Inefficiency)——把大小的轉播費加總起來,西甲比起英超集體談判所得,相差甚遠。
英超便是以此義無反顧地爭取最優選項。下回繼續討論電視台的博弈選項。
體壇博弈二之一
原文刊於《足球周刊》香港版,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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