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後，主要以技能、組織和創新三大人類稟賦從事生產和創造價值，比之於前現代社會主要依靠的體力與技能兩大禀賦，是根本的改變。隨着現代社會的向前發展，在三大人類稟賦中，創新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得更有決定性的作用和意義，同時在現代生產和創造價值的格局中佔有愈來愈突出的位置。
創新能力決定現代國家的前景
一個國家創新能力的高下，決定了那個國家的發展前景。尤其是在國家發展的重要歷史關頭，更是決定命運的根本因素。2008年美國債務危機釀成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受災最重的時候，美國滿目瘡痍，金融體系幾近全面崩解，花旗、美國國際集團等等最頂尖的美國銀行，保險公司全部危如累卵。對美國自由民主制度抱有成見或對現代社會本質理解不深的人們，或幸災樂禍或茫然無措。紛紛預言美國所代表的制度模式將被取代，認為美國將步日本後塵長期沉淪。但是金融海嘯五年之後，在全球經濟一片蕭瑟的背景下，美國竟然「風景這邊獨好」，像以往多次經歷嚴重危機以後，憑藉豐沛的創新能力，美國很快重新站立起來。這次主要是頁岩氣油的開採技術的創新突破和 IT 行業，新能源汽車等等領域的創新帶領美國走出泥淖。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這些創新成就最終使全人類獲益。
形成明顯對照的是，日本在上世紀80、90年代之交，因為泡沫爆破而出現的經濟下墜歷四分之一世紀尚不知伊何胡底。泡沫爆破是一種與美國次按危機非常近似的金融危機，而且日本沒有類似雷曼倒閉那種急風暴雨式的猛烈沖擊，本來日本當局有時間從容應對。為什麼日本反而如此不濟呢？人們常歸咎於日本的官僚體系、政治結構和經濟應對政策乃至人口結構等，不是說這些間題沒有更好的選擇，但是可以肯定，日本之長期爬不出泥淖，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社會創新能力不足。在消費電子潮流之後，日本企業沒有足以引領潮流，振興經濟的創新產品和企業是日本衰落的癥結。假使日本如美國一般五年之內有重大創新之作，人口結構何足道哉，因為五年之間人口結構不會突然改變經濟去向，畢竟一代人20有餘年。其他問題更是經濟停滯才暴露或產生出來的。
培育國家創新能力的現代大學
現代社會創新成了人們從事生產，創造財富愈來愈重要的稟賦。提高社會成員的這種稟賦是一個國家能否在國際競爭中脫頴而出，領袖群倫的首要之務。脫胎於中世紀西方社會的大學制度，正擔當着傳授和生產新知識的首要責任。而新知識的生產是創新這一經濟效果的基礎。因此大學的成功是現代國家成功與未來燦爛前景的保證。美國之國家創新能力豐沛與美國大學在全世界橫向比較中遙遙領先的情形極為吻合。美國以全世界4%的人口，囊括一半的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自然科學諾獎得主的成果，這些代表着當代最高等級的創新成果大多出自大學。
錢頴一教授說傑出人才不是培養出來的，而是自己冒出來的。他所說的傑出人材如果指的是自然科學的諾獎得主則很難自己得以冒出來。他們可以說多是大學培養出來的。而分別主要是如何理解培養的涵義。培養可能有中外之別。是老師以傳授知識為目的，帶着學生讓他們在自己設定的道路行進，且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不准學生離自已的經，背自己的道；還是與學生平等論學，讓學生踐行「我愛吾師，我更愛真理」的西哲信條。很明顯傑出人才不可能以前一種師道培養出來；但要成為傑出人才，沒有後一種師道裁培也難以成功。
現代大學要成為現代社會生產新知識的主要基地，除去在那裏集合了大批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作為教授及大量具潛質、堪予造就的青年學生外，現代大學的多元包容的學術自由及學術圈的自治是實現大學目標的重要基礎。
國王的新衣：中國大學的兩大根本問題
中國大學開辦較遲，清未廢科舉興學校才引進大學制度。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發展了一個主要以西方大學為範式的，較小型的大學系統，並取得相當的成就。當年大學辦學的成就至今為人們所津津樂道。抗戰時的西南聯大更為論者所推崇。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徹底改變西方模式的大學制度轉而仿效蘇聯（近年已有根本改變，現在中國的大學已回歸綜合大學的模式）。除去院校設置迥異西方理念外，按照中國政府的規定，新中國的大學教學與學術研究必須以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同時在所有院校設置執政黨的黨委並擔當領導的角色。多年下來，中國的大學體系規模大幅擴張，國民中受過大學教育比例也節節上升，高等教育大眾化可以說已接近實現。但是人們普遍注意到，以中國如此之大的人口基數及這麼大的大學體系規模，超過60年的新中國竟然沒有培養出具世界聲望的學術大師或傑出人才。特別是中國人念茲在玆的自然科學諾獎得主。
近年來國人對此提出很多質疑與議論。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辭世前數年提出的質疑。這位空氣動力大師馮卡門的嫡傳弟子，2005年向前去探望他的時任總理的溫家寶提出以下問題：「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那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我相信錢學森是明知故問。作為中國近代最頂尖的科技專家，只要略為運用他的科學思維，那是不可能沒有答案的。很明顯錢氏若如他的宗族後輩錢頴一教授般，把傑出人才定義為自然科學的諾獎得主，問題可能複雜得多。因為這將牽涉中外學校、中外文化乃至文字等等的比較。錢學森之問只把傑出人才焦聚在民國時期培養出來的大師，問題簡單得多，錢認為在培養傑出人才方面，新中國的大學不如舊中國。
新中國與舊中國的大學差別在那裏呢？學生是中國人，教授也基本上多是中國人。新舊中國的大學最大的不同是，舊中國的大學並無定於一尊的指導思想，各種學問思潮並蓄兼收，多元包容，可以互相碰撞，操出火花，有利於啓迪思想，煉出大師。新中國大學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作為大學辦學與各個學術領域的指導思想。這種制度從積極的方面說是執政黨已經為大學師生找到最高的真理了。這樣人們已無須在這一最高層次進行探索了。尤其是當探索結果與最高真理不符合時將會入痛苦之中。
人們普偏認為，一個研究者要取得成就需要有鍥而不捨追求真理的精神。在這方面中西方是有差別的。我們的傳統文化讀書人的功利動機本來就高於追求真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而今天的社會評價系統完全以金錢與官位為本位。所有中國最好的腦袋孜孜以求的就是這兩樣東西。追求真理也者，何苦來也？這也不能全怪今天中國的讀書人，限定一種學說為認可真理，使學術失去自由，探求真理自然也變得更不容易了。總之，執政黨壟斷了真理和真理的認證權，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大學對真理的探索。
中西大學存根本差別
新舊中國大學之別另一端為，舊中國大學多為教授治校，校政由教授評議會之類組織主持，學術人員晉升以學術標準為依歸，是以教授以治學為務，學生以學問是求；新中國的大學則是執政黨治校，大學遍設執政黨的分支組織，派有專職黨務人員，他們高人一等，領導教授專家。在新中國的大學，你要在學校出人頭地，不必依仗學問，大可通過政治組織往上爬。這些新舊中國大學的差別也是今天中國的大學與西方大學的根本差別。
中國大學的問題，其實早在那場摧折民族脊骨與棟樑的反右派運動中被當年的右派提及過。隨着那些人陷入萬劫不復的人生深淵，似乎未再作為議題出現在公共討論的領域了。現在對這一影響深遠的問題，所有討論中國大學教育的大人先生，或皆視而不見，或用一些譁眾統計術語代而替之，真正成了國王的新衣。確實這是無可奈何的宿命。
論新中國大學教育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