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在晚近15年的一大變化，是愈來愈多人說話有氣。這不是一個好或壞的問題，而是一個現象。當然，現象背後是群眾的不滿、憤怒、怨氣，不是無中生有。市民心中氣未平，難免顯得躁動，說起話來容易語氣很重，很多時候會因此而變得意氣，話說過了頭。而說話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於是你一言、我一語，意思愈搞愈不清楚，再而變為更多的衝口而出。本來是意見的表達，最後是鬥嘴吵架。
個別人士喜歡鬥嘴，那是個人風格，沒有什麼值得討論。我關心的問題是目前我們香港的公共領域，逐漸由這類表達方式、言論所填滿，並且多年來（至少不是一個少數）市民樂在其中，而參與所謂討論的人士似乎樂此不疲，這叫人擔心。當我們的公共領域變成這個面貌，那不是個人問題，而是集體的問題；不是偶發現象，而是一種趨勢、一種制度性的轉變。
對此有人說：香港變了！但真的是變了嗎？還是回到過去，返到一個某一兩代人曾經努力嘗試改變的狀態呢？
其實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香港社會一樣是意識形態、政治立場先行，大部分報刊非左即右，壁壘分明，只有小部分是獨立於當時的兩大陣營（當然，究竟它們是否真的獨立，亦會受人質疑）。還記得在初中階段，因為喜歡讀「波經」，每天早上讀《香港時報》，傍晚則讀《新晚報》，偶有旁及其他新聞，發現早上讀到大陸的消息，全是「共匪」竊國淫威壓迫，而晚上有關台灣的報道，則是「蔣幫」粉飾太平、民眾苟且偷生。報紙版面上所呈現出來的世界，是真是假，其實並不重要，反正相信的自然會相信。在那個還未有後真相的概念之前的年代，一般人都比較坦白，自己擁有既定立場，自行歸邊，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是那「中間」——有別於左、右——的空間與力量逐漸壯大的時候，意識形態沒有消失（例如在左以外，出現了西方政治理論中的新左；而接觸台灣，不再是三民主義，而可以是通過鄉土文學），但卻漸漸由放在最前而變為置於後面。我不會形容那些轉變為理性之形成，而是一種（或多種）新的論述進入了公共領域，改變了舊有的氣氛。
新的社會與政治關係
我必須一再強調，那並不代表意識形態消失了；而是我們逐漸認同，總不能夠事事由意識形態出發，然後理所當然地得出事先已知道的結果。我並沒有很有系統地分析過當代香港的社會政治評論的文字的演變，所以不敢很具體地說是何時逐漸產生變化，而評論人為何逐漸改變了態度與評論的方式，這可以是一份碩士或博士論文的題目，希望日後會有年輕研究員對這個題目感興趣。新的評論所採取的論述方式並非一致的（尤其是政治取向），但在各式各樣的討論背後，呈現了一種新的社會與政治的關係——香港人不再視己為寄居於一處英屬殖民地，傷春悲秋一番後便感覺好一點，同時也開始覺得舊有的意識形態框框未能夠幫助我們介入現實社會，即使未必可以將問題解決，至少也可以在生活上略有改善。
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裏，介入是一種新的態度。這假設了市民與社會、政府之間存在相互的關係，前者有權提出訴求，而後者有責任回應。在殖民管治的時代，這很容易會被視為一種「政治的幼稚病」——竟然會期望封閉的殖民政府會進行真的社會改革！同時，也很容易被扣上改良主義、投降主義、投靠殖民政府等帽子。在殖民制度底下思考如何推動社會進步，曾經是難以想像的事情。如果還要因此而要求自己拿出客觀事實（例如做社會調查）來進行辯論，將意識形態、價值觀暫時放在一旁，為香港社會尋找面對問題的答案，真的有點開玩笑。不過，現在從事後的角度來看，則這一種態度上的轉變顯得十分合理。
今天，或者很多積極參與社會的人士覺得以上所講的其實是失敗經驗，以為平心靜氣去分析和討論會有結果，那只是自欺欺人。我也聽過一種意見，覺得既然對方出言不遜，自己也無謂客氣，「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於是，在無意識的和有意識的情况下，把我們的公共領域改變為情緒撞擊的場所。
不應因外在政治環境而自我放棄
當然，我明白，在很多人眼中，根本並不存在「我們的公共領域」——那個所謂公共領域是虛假的；在不公義橫行的年代，潔身自愛只是偽善的表現，而什麼理性討論只是逃避的藉口。在他們口中，於一個禮崩樂壞的社會裏，還管什麼講道理、暢所欲言的交流，最重要的是「究竟你是站在哪一方替誰說話」。
現在的香港並不叫我感到陌生，只是想不到是回到過去，再來一次那曾經令人覺得很煩厭的社會政治氣氛。作為過來人，我確信有可能和有需要重建我們的公共領域，而不應因為外在的政治環境而自我放棄。大家冷靜面對問題，平心靜氣去討論，為社會改革尋求出路，不是跟某個政府扣在一起，而是為自己打算。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