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銀器中的同類花紋，究竟表現在多少器物之上，不單是統計學上的問題，也涉及器物學的思想範疇。筆者通過香港古月堂的藏品，印證了若干其時深受歡迎的花紋，均重出於多種器物之內。此一具體發現，不但可推論唐代器物的鏨飾工序進行以前，必參考了各樣既定的圖案，並且為求精準無誤，或預先以圖紙在金屬表面刻出輪廓。此外，由於各時期的圖紋風格相異，帶有相同紋飾的器物便如時代的印記，互證彼此屬於同期的真品。例如在陝西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鴛鴦蓮瓣紋碗，內中鏨刻的六重寶花紋飾，便是極受唐人喜愛的一類。今天介紹古月堂的唐代龍羊紋八瓣型鎏金碗，也同樣具此寶花特徵，大家不妨從鏨紋和其他刻工對象中，找到唐代金銀器的共性，從中一望而知是皇室貴族所專用。
此鎏金碗囗徑12釐米，高度6釐米，底徑6釐米，重253克。（圖 一）從表面輕微的銅氧現象，可斷定此物是銅鎏金的製作方式。全碗的設計布局，集中在八個花瓣的錘揲，因而造成內凹外凸的八個紋飾區域。從內部觀之，各花瓣上寛下窄，形如喇叭，瓣底都作微彎收束，組合出八邊八棱的底部區域。（圖 二）在此區域以內，鏨刻着由圓瓣與梭瓣層層相叠的六重寶花紋飾。（圖 三）驟眼觀之，花型碗微微外反拋光，視線逐漸移至花心，乍見內底的寶花，可謂花中有花，閃爍之中引人入勝。唐代的鎏金碗一般設計嚴整，碗的內壁要做到徹底引光，便須要把金屬面錘揲至碗囗背面，然後預留一釐米的地方作修邊。此碗也不例外，包邊之處寛度平均，由於八條外凹的葉脈紋理清晰，碗囗圍邊至該凹處也經過特别處理，出現八處相應微陷的凹位。
早期君主御用之物
從外壁觀之，八瓣區域呈現了一幅美麗的風景圖。在布滿魚子紋的背景下，它由四龍四羊，夾雜着忍冬花，互相間隔組成。觀察羊區的範圍，忍冬花蔓平均分配於四個角落，中間鏨刻一頭奔跑的壯羊。羊頭向前瞻望，前腿伸張而後腿亦作180度的拉展，顯示着全速奔前之貌。其頸、身、腿處，皆有精細的毛紋鏨飾，小如羊蹄部分，在巧匠的鏨工下也原形畢露。（圖 四）而羊區的左右則由龍形紋區相隔，值得注意的是，牠不是慣常看見的飛龍在天之狀，也不是四足着地的走龍姿態，而是完全展示雙足直立之貌。龍頭向左而視，張口申舌，忍冬花平均地包圍龍身，令龍的本體更為凸顯。此龍作前後腳的站姿，前臂向左右伸爪，龍身的麟甲片片精緻，指爪巨細俱全，氣勢十分威武。（圖 五）
像這樣多區域的鏨刻，並展示密地的魚子和忍冬花紋，明顯是唐前期金銀器作的風格。在中國的長壽故事中，羊代表着吉祥之意，亦只有天子能配享永生的龍形，此物當為唐代早期君主御用之物。或由於它盛過酒水，液體殘留在鎏金表面，出現了較明顯的銅銹。至於碗壁之處，因以外凸的八花瓣作圓底收束，接近碗底之處亦形成八邊棱角，不須任何雕飾亦自成統一的區域。波斯薩珊王朝的金銀器中，常見在碗底邊緣鏨刻聯珠紋，在此碗底部也有同樣發現，裙腳並增加了蓮葉紋的圖案，反映注入更多的中國色彩。（圖 六）凡此可見，胡風與唐風並存的金銀器紋飾，是檢視是否初唐時期的一項重要標記。
從胡化到中國化過程
唐代天子器物，為何以站立之龍形顯示呢？筆者認為有以下原因：首先，從中國文化角度而言，龍在九天以外，常人難以觸摸，用今日的術語而言，未免過於「離地」。君主既為地上真龍，以雙肢腳踏實地，完全體現了當世治國權力，展示此為大唐天子的器物。其次，從中亞的外來紋飾而言，動物作站立姿勢者甚多，陝西歷史博物館珍藏的唐代雙獅纏枝銀鎏金碗，所鏨刻的便是一對半站立的獅子，彼此以一隻前肢對掌。筆者認為此等形態，仍未脱中亞器型造像的原型精神，相異之處只在於由獅子移植到龍體身上，出現大膽的結合嘗試。在現時可見的唐代金銀器收藏中，此類龍形造像實屬少見，反映香港古月堂藏品，於論證唐金銀器從胡化到中國化的過程，具備關鍵的參考位置。
此碗底部並無「大唐貞觀」字樣，卻於紋飾中暗示着是唐前期之作。（圖 七）從前述的各種個案可知，寶花紋飾或鏨於內碗底部，或鏨於外碗底部，完全視乎匠人的創作觀點。同様道理，鏨刻貞觀字様與否，在唐初的金銀器中也相當隨意。一些內外已具豐富紋飾的器物，碗底未必再刻年代；一些內部較簡約的蓮瓣紋鎏金碗，其底部會加刻花鳥紋，或以方塊形式鏨刻年代篆體。至於一些重要的金銀禮器，鄭重地刻上貞觀年代，再在框外配以花紋也是常見的做法。我們只能從既知的金銀器中得到此等初步印象，更多關於鳥紋、獸紋、花紋、枝蔓紋的刻工用意，還要不斷從新發現的器物比對中，獲得更客觀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