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去年出版首部中文著作《50個教育法——我把三個兒子送進了史丹福》後，陳美齡最近又出版了《40個教育提案——把快樂帶回給香港學生》，作為送給香港人的禮物，回報她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新書剛面世，在記者發布會上被記者追問會否出任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教育局局長，她不置可否的回應引發傳媒的想像空間，令全城都在談論她很大機會出任局長。新聞報道後筆者剛好有機會專訪她，馬上作出澄清，不久後她再向傳媒表示無意出任局長。這則新聞之所以反應熱烈，反映出大家十分關心香港教育的未來，對新任局長有期待。
一般人只知道陳美齡是著名歌星，在香港成名後往日本發展，家庭事業都美滿，近年把精力放在教育上。她能夠在事業如日中天之際，毅然帶着孩子到史丹福念教育博士，需有過人的意志與魄力。史丹福大學的教育學院全美數一數二，教研出色。她也教子有方，三個兒子都能考入這所全美國最難進的大學念本科，絕非僥倖，難怪去年出版的新書大受家長歡迎，不斷加印，成為暢銷書。之後她再接再厲，花了半年時間研究香港教育問題，既閱讀大量文獻，也向多位業界人士取經，寫成她的《40個教育提案》。此書涵蓋的範圍很廣，從學前到專上教育都有涉獵，本文集中談談她對專上教育的改革建議。
愉快學習從收生起
陳美齡認為，18歲這個階段的年輕人能力和目標各異，「多元選擇可成就學生健康快樂的人生，亦有利整體社會的發展。若學生只是爲一紙文憑而入讀大學，他們便無法感受學習的樂趣，畢業後亦會感到失望」。經過多年的討論，香港政府決定推行六年中學、四年大學的制度，與全世界主流制度接軌，2012年正式實施。當年我念中學時是英式的五年制，畢業時參加全港會考，達10萬人。成績達標的可以升讀大學預科，當年只有兩家大學，港大行英式三年制，中大行美式四年制，設兩年制港大預科，參加高級程度（Advanced Level）會考和一年制中大預科，參加高等程度（Higher Level）會考，不少學生兩年參加三個會考，壓力可想而知。當年爲了擠進大學的窄門，我四年考了五次公開試，吃盡苦頭。為了統一學制，政府90年代逼中大改為三年制，預科統一爲兩年制。到21世紀再改革中學課程爲六年制，學生只需要考一個中學文憑考試（DSE），2012年政府資助的八家大學正式行四年制。
扼殺學生發展空間
經過數年的推行，政府原意希望DSE可以減少過去頻密公開試的壓力，中學與大學課程有更好的銜接；多家大學重新編排課程，讓學生有更全面的培養。然而，幾年下來，DSE的設計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必修的中文科幾年前成為「死亡之科」，讓補習社其門如市，操練成風。另一門通識科範圍龐雜，資料缺乏，令老師難教，學生難學，原意培養學生慎思明辨的critical thinking變成了批判性思考，沾染了只懂批判，不識思考的惡習，而社交媒體的方便更助長了這股歪風。四門必修科之外另選兩三門的選修科，學生往往取易不取難，傳統的科目如化學、物理、高數、中西文學、中西歷史等乏人問津，令各大學的文理工學院出現收生不足的情況，最近連港大也要取消天文、數學的主修，似乎只是冰山一角，其他院校相信會面對同樣問題。本欄早前曾談及徐立之教授發表的有關STEM教育調查報告的憂慮，與此息息相關。
在陳美齡的新書中，第29個提案是檢討DSE，佔了最多的篇幅，反映她對香港教育愛之深，責之切，她批評「為DSE考試操練成為整個制度的唯一目標！學生的整體發展、職業培訓和大學學前教育都全被忽視。」陳美齡在香港接受基礎教育，之後在加拿大、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的培訓，熟悉日本的教育制度，因此她具有國際視野，對各國的考試模式和大學收生制度如數家珍。香港除了DSE的考核模式出了問題之外，沿用已久的大學聯合招生（JUPAS）系統在陳美齡眼中也不理想，是「單一和片面的配對機制，對實現成功的全面教育一點也沒有幫助」。
學生「跳船」失信心
我十分贊同陳博士的觀察，目前的聯招制度有很多不足之處，當DSE成績公布了不久，學生要在很短的時間內作出決定，方便院校的管理層，學生往往容易選錯學科。我曾經聽過幾名念電子工程的學生，分享他們一年級升二年級時同學集體「跳船」的經歷，盡早轉系的建議竟然是來自他們的高年級師兄，相信每年各院校選科錯配的情況很普遍。我比較欣賞英美的大學重視中學成績、特殊經歷及個人陳述等做法，香港的聯招制度需要大幅修改，讓大學與申請學生的配對做得更理想，不必出現一些較冷門學科門堪羅雀的局面，而熱門科目離不開醫學、商學及法律，過於職業導向。
陳美齡建議把DSE變成大學入學試，而不再是高中畢業試，不必所有高中生都要應考，只作為他們其中一個選擇。這個大動筋骨的改革，要看看新任教育局局長有沒有這種魄力。無論如何，為了莘莘學子的未來，改革DSE看來是勢在必行。
原刊於《明報月刊》2016年6月號，本社獲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