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金銀器有幾種型制特徵，例如鏨刻的主體以祥瑞動物為主，並仿效中亞器皿風格，以圓形線框圍繞，構成徽章似的內底標記。此外，為豐富畫面的空間布局和平衡感覺，成雙成對的吉祥瑞獸，往往相對而視，常見左右兩獅的合掌站立，雙魚或雙鳥前後盤旋，可謂動感中又帶有對峙的靜止狀態，讓觀者洞悉之間的動靜。香港古月堂珍藏的唐代鳳凰銜綬紋鎏金盤，即按上述製作特色造出的藝術結晶，盤囗寛39釐米、高6釐米、底徑22釐米。全盤以相當對等的紋飾造成，盤周為八棱八角之貌，盤身自上而下微弧，形成寛平的底部。（圖一、圖二）底部由雙鳯盤旋飛翔為主題，回眸的鳯首、銜枝的鳳嘴、飽滿的鳯身，加上修長的鳳尾，使鳯凰形象，在佈滿魚子和忍冬花的背景下乍現，前後相顧，生動地盤旋於皿底。鳳凰的主體由忍冬花及枝蔓圍伴，再由第一道重圓線和第二重蓮葉紋環繞其間，儼如鳳紋的徽章標號。（圖三）
蓮蓬上的銜綬駌鴦
不但如此，在此鳳紋外圍，各盤邊各花辧對下之處，鏨刻了一對對站於蓮蓬上的銜綬駌鴦，其咀上的綬帶，皆連接着上面的寶花，紋理清晰對稱，充分展示壽意。此等意象，只替會是宮中替皇后祝壽的情況下，才配此隆重刻劃。細心比較，每對賀壽之鳥站立形態相似，當出於人手逐處細刻。唐代金銀器物銘刻之精巧，與物主的身份密切相關，帝后所屬之物，內外紋理精緻，龍鳯表徵尤見突顯。此盤由匠工於金屬片上原塊錘揲而成，邊囗直接裁成葵花狀，通體紋理複雜有序。其盤內一面鏨滿鳯鳥，於盤之外壁復刻八對含綬之鳥，全體共結聚壽鳥32隻，向鳳后賀壽的氣氛高漲。（圖四）從金盤底部刻有「大唐貞觀」字様看來，此物最大可能是為太宗皇后而製之物，規格非其他妃嬪可比。（圖五）
長孫皇后陪葬供奉
史料記載，13歲已嫁給秦王李世民為妃的長孫皇后（601－636），在武德末年極力爭取李淵後宮對李世民的支持，玄武門之變當天，更親自勉慰軍士。太宗登基後立為皇后，經常與執卷論道，亦為高宗李治生母，於後宮地位崇高。自貞觀八年（634年）與太宗避暑九成宫回來，開始染疾，太宗屢為她赦免囚徒、度人入道，以佑壽命。貞觀十年（636年）長孫皇后死後，太宗痛失鴛侶，自此從未立后，故貞觀皇后，只長孫后一人而已。觀金盤的紋飾布置極為刻意，具有強烈祈壽的寓意，除以一般賀壽之物視之，對於一個身染頑疾的年輕皇后來説，沒有比活下來更加珍貴。所以，它更大程度包含着打造金銀器以作祈福之用，目的是多管齊下，保住壽命。若然如是，則金盤的製作時間，便應設定在貞觀八年至十年的兩年之間了。從寄生蓮上的佛說分析，也不排除此物乃作為長孫皇后到了最後期的陪葬供奉，以不朽之年華步向往生，其喻意十分深遠。
要在金片的內外同時鏨刻，難度甚高，向內用力過多，將影響外部結構紋理，反之亦然。此盤由錘揲、鏨刻，到鎏金步驟，工序一絲不茍，把唐代金器工藝技術發揮到極至。而葵口式的金銀器，也對唐宋兩代的器物造型具備重大啓示。蓋葵瓣器型，附加牡丹、寶花等紋於器物之上，為相當中國式的藝術表現。1956年，陜西西安八府莊東北附近，即出土了一個高6.7釐米，囗徑40釐米的葵囗獅子紋鎏金銀盤，盤緣亦飾以牡丹花紋，展示了大唐盛世，即七世纪末八世紀初開始流行的器物特徵。（圖六）據學者齊東方教授統計，有唐一代，銀盤發現相對較多，其中帶足者有10件之多，三足、四足與卷曲式的足均有。例如日本正倉院便收藏了唐代鹿紋葵花形銀盤、內蒙古昭盟也有摩羯紋葵花形銀盤出土。至於唐代的鎏金盤，現時可見的少之又少，我們只有通過跨代的對照，才得出準確的蠡測。
貴族制逐消融 移情陶瓷製作
由唐入宋，貴族制逐漸消融，惟葵花色彩鮮明，平凡中予人清逸脱俗的感覺，在宋代的庶民社會裏仍廣受百姓欣賞。於是，前代金銀器上的葵花紋飾，被移情於陶瓷製作之上，其中以葵花筆洗一類器具至為普遍。香港古月堂藏品尤其特别之處，是葵瓣之間另設小三角為間隔，使邊緣線條更具變化。如何證明這種原型風格，續由宋代繼承呢？附圖所見，為私藏家展示的宋代哥窰葵花冼，外型上與古月堂的鎏金盤如出一轍，從多曲與三角缐條等距夾雜來看，顯然深受此形格影響。（圖七）此金盤為唐前期之物，除見諸上面論證，最大的憑據在盤底「大唐貞觀」的篆刻字體。時人論唐代金銀器，常陷於一種誤區，每按過去觀察陶瓷的經驗判斷。由於認為要到明清時期，大量器物底部始具刻款，寫上製作人或年代者。宋代所見瓷器甚少此種做法，推算唐代所有器物必無此落款的習慣。結果，在方法論上出現了張冠李戴的現象，嚴重扭曲了唐代金銀器應有的視野。
「大唐貞觀」標誌繁榮時代
其實，唐代與宋代的時代精神有異，金銀器與陶瓷的製作物料和方式為截然不同，把唐代如此盛世的印象鏨刻於密度和硬度適中的金屬上，其實是上佳的文字載體。其金屬銘刻的風尚，尤如商周述事於青銅器上，幾乎成為上古器物的共同表現，而唐代只局限在金銀器才具此種適度而已。故此，金銀器的花紋愈刻愈精細，為宮廷服務的金銀器作坊與日俱增，或以墨書記之於器皿，或直接鐫刻於金屬體，凡此均在何家村的窖藏、法門寺的地宮，以至國家金銀器的館藏中找到大量證據。唐太宗「貞觀之治」，文化高度遠超唐高宗、武則天和唐玄宗等時代，在西亞與中亞金銀器文化澎湃導入下，在大量器物中鏨刻「大唐貞觀」以誌繁榮時代的到來，絕對合情合理。從現時出土的唐金銀器觀之，帶此字様的器皿最為豐富，也最具中亞和西亞氣息。若能平情而論，探究此皿底的文字款式及周邊花紋，均可逐步理出唐代金銀器的製作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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