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大學故事，可以有高低、雅俗之分。1993年，我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的時候，翻閱了好些東京大學百年校史資料，也讀了其他各國大學校慶的出版物，對此很感興趣。幾年前，我的《北大精神及其他》出版，因其中談及我對校慶出版物的興趣，不斷有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給我寄此類東西；上海有位朋友，還專門幫我收集世界各國大學的校慶紀念郵票。這當然是後話了。
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編了《北大舊事》，寫了《老北大的故事》，其共同特點是，將我所理解的北大傳統，或者說北大精神，借助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呈現出來。這種編撰策略，效果不錯，於是，江蘇文藝出版社緊接着組織了一套「老大學故事叢書」；而遼海出版社的「中國著名學府逸事文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中華學府隨筆」叢書，還有好多談論大學的叢書，也都是這個路數。這幾年，談論大學的書籍，紛紛從硬梆梆的論說與數字，轉向生氣淋漓的人物和故事，跟我的「開風氣」之作，不無關係。以致現在各大學編校慶讀物，都會格外關注「大師」的表彰，以及「大學故事」的講述。可以這麼說，此舉起碼讓大家意識到，大學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一個知識共同體，一個由有血有肉、有學問有精神的人物組成的知識共同體。關於大學歷史的講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講得生動活潑。從「故事」入手來談論「大學」，既懷想先賢，又充滿生活情趣，很符合大眾的閱讀口味，一時間成為出版時尚。可書一多，魚龍混雜，做濫了；也會討人嫌
望成為大學史及教研課題
回過頭來，看看那些關於大學研究的著作，比如2001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漢譯世界高等教育名著叢書」，共12種，除了約翰·亨利·紐曼的《大學的理想》稍微涉及人物，其他人講的，大都是大學該如何管理這樣的問題。就學校的組織及管理者來說，他們會覺得，我這個研究，雖然也有意思，但不算教育學。好在我也不想擠進教育學家的行列，我講的是人文，涉及文學、史學、教育等。換句話說，我理想中的教育，不是專業化的、只能由教育學家說了算的「小教育」，而是所有知識者都必須面對的、也都有權利插嘴的「大教育」。我希望做人文研究的，還有做其他專業研究的學者，都來關心教育問題，介入到當代中國的教育改革裏面來。這兩年，也有不少教育學教授認可了我的研究，說我的文章寫得有趣，不像他們談教育管理、教育經濟的那樣堅硬。不僅僅是文章有趣，希望有一天教育學家也能同意：「大學故事」同樣可以成為大學史乃至教育學研究的課題。
我這樣提問，希望大家不會覺得突兀：在大學裏，誰最關心、而且最能影響大學傳統的建構以及大學精神的傳遞？是管理者，還是大學生？我認為是後者。如果承認學生們在承傳大學精神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話，你就能體會到我所講的大學故事的重要性。現在很多大學都建立了校史館（室），校方有意識地建構歷史、表彰自己的光榮傳統。但真正的校史教育，不是靠校長、院長、系主任來講的；真正承擔如此重任的，是學生宿舍裏熄燈後的神聊。這種頗具學術色彩的聊天，純屬自發，帶有自娛性質，但褒貶之間，大有講究。在我看來，所謂的大學精神、大學傳統，很大程度上是靠這種「神聊」而得以延續的。任何一所大學，都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在流傳過程中，被賦予了很多感情色彩。大學四年，即便沒有專門的校史教育，單是這些口耳相傳的故事，也能讓你對這所學校有所了解，有所認同。假如你在首師大、華師大或北京大學念了四年書，還沒聽到過此類有趣的故事，要不是學校太刻板，就是你讀書太不靈活。
故事比口號實在 「逸事」與「正史」之間是精神
這些校園裏廣泛流傳的故事，比那些確鑿無疑的口號、校訓更實在，也更有用。它經過一代代教師學生的選擇、淘洗以及再創造，必定有其存在的道理。說「再創造」，是因為大學的故事日夜都在生長，都在起伏與變形。我在北京大學教了20年書，經常有學生問，老師，聽說你有什麼什麼事情，是真的嗎？我說我不知道，你講給我聽聽。不能說毫無蹤影，但想象發揮的成分很大。如今，我們也成了學生編造故事的對象。我相信，這些故事，日後有少數傳下去，絕大部分則很快被遺忘。其實，常被提及的關於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的故事，也都是這樣產生並傳播開去的。人的「記憶」並不簡單，有很大的選擇性，我們只記得我們願意記得的。我做校史研究時，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像，所有校園裏廣泛傳播的故事，都有影子，但都不太真實。如果沒有影子，胡亂編，傳不下去；編一個跟這人性格完全相反的故事，更傳不下去。別小看「口耳相傳」，就像民間文學一樣，它也有一套自我保護以及甄別真偽的技巧。傳得下去的故事，往往是跟我們所認定的這所大學的傳統比較吻合，也跟這個人物的性情比較接近。或許形不似，但神似。所以，每當人家要我講什麼是「北大精神」時，我總是掉轉話頭，講幾個北大的故事。聽完故事，學生明白了。明白什麼？明白老師心目中的北京大學是怎麼一回事。
常有人要我舉一個例子，最能體現北大特點的，那種情況下，我通常舉蔡元培。今天我們紀念蔡元培的時候，會強調他執掌北大十年的各種貢獻，比如扶持新文化運動，還有他在北大組織進德會等。除此之外，我特別關注他的一個觀念：「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所謂兼容並包，就是對不同學術思想、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同時包容。關於這個問題，大家可能記得辜鴻銘的故事，還有林紓的故事。雖然「逸事」與「正史」之間，有不小的縫隙，但大致的精神沒錯。另外，他請沒上過大學的梁漱溟到北大來教書，也是大家樂於傳誦的。這些事情，體現了一個大學校長「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襟，這也是大學之所以為「大」的原故。一定要說北大和其他大學有什麼區別，那就是包容性比較大，包括對各種各樣「主義」的提倡。今天我們提到新文化運動，往往只強調「新」的一面，尤其突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其實，當時各種各樣的學術思潮、政治思潮同時在北大出現，任由學生自主選擇。大學不同於中學，就在於它提供了多種選擇的可能性；通過自由競爭，有一些被淘汰，有一些留下來，就在這選擇的過程中，學生成長了。盡可能讓學生們接觸各種各樣的思想學說，這是大學的任務。像這種「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故事，在北大很多，而在蔡元培校長身上體現得尤為突出。所以，我認為圍繞蔡元培先生的一系列故事，最能體現所謂的「北大精神」
追懷名師 留下傳說訓示學子
現編的故事也好，流傳久遠的傳說也好，學生們聽了，明白其中的奧秘，這就行了。有趣，耐讀，讓人浮想聯翩，雖然不能完全證實，但這樣的故事和傳說，對於一所大學來說，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很重要的文化財產。當然，講述大學故事，必須經得起聽眾的考驗，不能做成純粹的廣告。在這一點上，我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所有的大學都能編出有趣而且傳神的故事。對於大學而言，積累資產，積累大樓，積累圖書，同時也積累故事。對於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來說，「積累故事」其實很重要。因為，這是一代代學生記憶裏最難忘懷的。幾十年後，諸位重新聚會，記得的，很可能是一些無關緊要的瑣事，以及校園裏有趣的人物，而不是老師們講授的具體課程。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裏，魯迅回憶當年在東京聽章太炎講學：所講的《說文解字》，一句也記不得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我想，關於大學、關於大學生活，日後大家記住的，很可能都是自己喜歡的故事，以及自己熱愛的教授的音容笑貌，而不是具體的課程知識。
各種有關大學的書籍，都會涉及到大學史上的著名人物；但有一點，我說的這種「音容笑貌」，這些有趣的故事，大都屬於已經去世的，或早已退休的。我們這一代學者，有沒有故事值得大家傳誦，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嚴峻的考驗。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我曾大發感慨：我們這代人，因為自身的努力，也因為時代的關係，可能留下一些比較精彩的專業著作；但能不能像我們的長輩那樣，同時也給大家留下一批美麗的傳說，以及有趣的故事，我沒把握。當年我進北大，在未名湖邊散步，人家給我指點：這是朱光潛，那是王力，這是吳組緗，那是王瑤。不好意思跟他們閑聊天，只是湊上去，點點頭，表示敬意，然後很知趣地走開。雖然接觸不是很多，但未名湖邊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更何況校園裏流傳着很多關於他們的故事傳說，我們覺得，跟他們離得很近。請記住，我們進入大學，既讀書，也讀人，讀那些我們心存敬畏與景仰的師長。再過幾十年，未名湖邊還有沒有這樣動人的故事在流傳？再過幾十年，今天這些頂着各種「偉大」頭銜的教授們，能否給學生們留下一些值得永遠追懷的故事？如果沒有，那就是現在的教育者未能盡到責任。
哪些大學教授常被追憶？文科教授容易被理解
大學校園裏的故事，大多屬於教授們。因為，學生日後可能有很大的成就，但在讀期間，很難有十分出色的表現，除非是在政治變革或者大動蕩的年代。比如說，1919年的5月4日那一天，北大學生傅斯年充當游行總指揮，帶着學生們從天安門一直向東走過去，最後演變成為火燒趙家樓。還有文革期間的學生領袖，也都很出風頭。只有在這種特殊的政治環境中，學生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發揮，也才可能有故事流傳下來。除此之外，大學校園裏廣泛流傳的故事，大多屬於教授們。
接下來是，哪些大學教授常被追憶？哪些大學教授盛產傳說與故事？在我的印象裏，最容易被傳頌的，是人文學科的教授。本來，現代大學和古典書院最大的不同，在於自然科學知識；現在學校評比、算硬件的時候，也是理工科的教授最重要。可一旦轉化評價體系，不從量化的角度，而從故事的角度着眼，文科教授自然佔主導地位。有一位理科教授很謙虛，說文科教授講國學，影響大，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別人無法比；而我們理科的水平，跟世界一流比，還有一段距離，所以不太被記憶。
我認為更重要的原因是，文科教授的工作比較容易被大眾理解。你做文學、史學，比起那些做高能物理或分子化學的教授，更容易被大眾接受，所以社會知名度高。但知名度高的教授，在科學研究方面不一定成績就大。也許，真正對社會貢獻大的，是那些知名度不太高的理工科教授。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理科學生對他們的導師可能也很崇拜，但他們不會寫，或不願意寫。而文科學生擅長舞文弄墨，他們畢業後分散到五湖四海，談校園生活時肯定會涉及到自己的老師。所以，文科教授，很容易成為大學生追憶的對象。
第三，所有的追憶文章，關注的都是教授的性格才情而不是具體學問。這也是性情比較灑脫的文科教授容易被大家理解並傳誦的緣故。就像剛才說的，沒有讀過陳寅恪的書，照樣可以欣賞、崇拜陳先生，根據什麼？根據陳先生的故事。比如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就比很多討論陳寅恪史學思想的著作要容易接受，影響也大得多。很多人正是因為這本書，理解、親近、景仰、崇拜陳寅恪先生的。同樣，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編撰的《北大舊事》、《老北大的故事》等，影響也很大，這讓那些校史專家很不高興。因為，他們認為我的說法不全面，只關注有趣的人物，而忽略了很多同樣成果卓著的好學者。
教授與大學「性格」的理解有關
沒錯，被記憶的不一定是學校裏最優秀的教授。換句話說，我們在傳誦某教授的故事時，是有選擇的，這跟我們對這所大學「性格」的理解有關係。我選擇了某一類型的傳說與故事，代表着我欣賞這所大學的某一側面。這種言說，確實跟校史專家不一樣。喜歡傳播大學故事的人，其實心裏有自己的喜怒哀樂，也有自己的愛憎，借選擇故事表達自己心目中的大學精神。傳什麼，不傳什麼，大有講究。所以，現在流傳廣泛的北大傳說、北大故事，過濾了很多原本存在但不被大家欣賞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大學故事不是大學的真實歷史，更像是我們希望這所大學成為的那個樣子。北大、清華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下面我舉幾個大家比較生疏的例子。
2002年秋冬，我在台灣大學講學，最讓我感動的，是這麼兩個教授的故事，一個是傅斯年，一個是台靜農。傅斯年以前在北大讀預科和本科，1919年畢業後赴歐留學，1927年歸國，以後長期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1945年代理北大校長。國民黨潰敗到台灣，他當了兩年台灣大學的校長。為了意識形態需要，國民黨政府整肅教育，傅斯年以他當時的地位努力抵抗，大聲疾呼，保持學術的獨立。1950年12月，他在參加台灣省參議會，跟人爭論大學獨立，拒斥政府對大學的改造時，說到激動處，腦溢血當場去世了。台大校園裏，常常被人提及的大學校長，就是傅斯年。台大校園裏，有紀念傅斯年的傅園，在主校區辦公樓前還建了一個懸掛傅鐘的亭子。這是台大學生政治性集會的地方，也是其爭取民主的像征。現在台灣的狀態很不樂觀，但年輕的學生說起他們的老校長，依然會很激動。
傅斯年以外，我想談談台靜農。早年跟魯迅有較多交往的台靜農，後來到了台灣，成為著名的雜文家和書法家。他在台大中文系教了幾十年書，影響很大。讓我感慨不已的是，多少年過去了，真的是鬥換星移，可台大學生仍還記得他。最近，學生們在自己的網頁上貼了一篇文章，那是林文月先生的《溫州街到溫州街》。林文月是個很有韻味的女學者、女作家，她翻譯了《源氏物語》，也寫散文，研究也做得不錯。她是台先生的弟子，後來也在台大中文系教書。這篇《溫州街到溫州街》，說的是台大的先生們原來都住在溫州街，後來中間開了條大馬路，把溫州街切成了兩半。一邊是鄭騫鄭先生，另一邊是台先生。這兩位老先生，80多歲了，互相記掛。鄭先生出了一本詩集，請台先生題簽，那一天，他要把詩集親自送到馬路對面的台先生那裏去，於是請林文月開車。兩位老人見了面，說了幾句話，互相恭敬地點點頭，就走了。不久，台先生就去世了，於是鄭先生前去祭靈，寫了一副挽聯：「60年來文酒深交弔影今為後死者，8000裏外山川故國傷懷同是不歸人。」台大的學生至今仍樂於傳說這兩位先生的高情厚誼，這也是他們接受林文月文章的原因。事情已經過去20多年了，連林文月先生也都退休了，但今天剛入學的大學生還會找出這篇文章來讀，這讓我很感動。兩個台大老教授的剪影很傳神。這樣的故事，不會因為意識形態的流轉而被人忘記。通過這些小故事，了解他們的長輩，也接觸了這個大學的傳統。在我看來，大學校園裏值得永遠追憶的，不只是抽像的精神，更包括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物。
學府淪落為知識販賣
1940年代，梅貽琦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大學一解》，其中有這麼一段話：「古者學子從師受業，謂之從游。孟子曰：『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間嘗思之，游之時義大矣哉。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師生之關係，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係耳，去從游之義不綦遠哉！」大學就像大海，老師和學生都是水裏的魚，小魚跟着大魚游，游着游着，也就變成了大魚。但現在的師生關係，更像是教授們在表演，學生們在觀看演出。時間到了，學費付了，通過考試，獲得一張文憑，就這樣，完了。老師和學生之間，只是一個販賣知識與購買知識的關係。這，去古人「從游」之義遠矣！
剛才說了，老同學見面，不斷有人追問我，現在大學怎麼回事，為什麼老出事，而且清一色都是醜聞？他甚至說：「看來，素質教育要從大學教授抓起。」我是這樣辯解的：因為大家心目中，大學教授比較清高，一出事，很有新聞價值；如果是官員出事，見怪不怪，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了。正因為人們心目中大學教授的地位還是比較高，聽到各種醜聞，才會拍案而起。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怎麼衡量和評判大學教授的道德修養？這裏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最高標準，一個是最低標準。在我看來，以前的最高標準太高，現在的最低標準太低。傳統中國對「師」的表述接近於聖人，那標準太高了。大學教授們扛不起那麼重的牌子，於是，皮袍下的馬腳很容易就露出來了。現在，又有了非常通達的說法：」大學教授也是人嘛。」言下之意，出醜也很正常。這個標準似乎又太低了，就好像一句「領導也是人」，讓一大批有劣跡的官員心安理得一樣。這個說法，表面上是理解人生的艱難，實則大大降低了道德標準。記得我20年前剛到北京讀書，前門一帶有家商店發生口角，售貨員打了顧客。受到輿論批評後，那商店為表示改邪歸正的決心，在門口貼了一張標語：「堅決不打罵顧客！」我當時的感覺是哭笑不得，可人家很真誠，而且說的是大實話。就像今天的大學教授，如果降到高呼口號：「堅決不剽竊」，那也未免太可憐了。
30年前，我在粵東山村插隊，當民辦教師。有一次到公社開會，書記這樣鼓勵我們：「好好幹，做好了，提拔你來鎮上當售貨員。」1993年，為了到瑞典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我寫過一篇《當代中國人文學者的命運及其選擇》，其中提到，當年北京市出租車司機的收入約為大學教師的八到十倍。每次出門乘車，總有司機問我收入，然後充滿同情地說：國家對不起你們啊！我在講台上暢談五四時期眾多同情人力車夫的詩文，實在有點哭笑不得。現在，「腦體倒掛」的現像，基本上解決了。比起勞工階層，大學教師不好意思再哭窮了。但又有新的問題出現。
每年新生入學，我都得代表文學專業的教師前去講話。那一年，記得是在昌平園區，有新生提問：老師，你那麼聰明，難道沒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一輩子教書？我當時急了，慷慨陳辭大半天，博得一陣陣掌聲。事後那學生找我，說他原本考經濟系，是第二志願進的中文系，父母擔心他將來畢業沒出路，只能去當老師。他自己也有顧慮，才這麼問；沒想到我對教師這職業還這麼看重。不是學生的問題，在中國這樣「官本位」的社會裏，沒弄個師長旅長當當，很不過癮。在北大舉行的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主持人再三追問：你難道除了教授，再沒有別的頭銜？我明白他的好心，希望加強聽眾對我的印象。可我還是堅定不移：就是中文系教授。在很多人看來，都這麼大年紀了，沒有校長，起碼也得是個系主任，要不就是學會的會長什麼的，什麼都沒有，那多難堪？
這涉及中國人對待學術的態度。2004年11月21日的《文匯報》上，報道英國《自然》雜志再推中文版增刊《中國之聲Ⅱ：與時俱進》，同時選載了若干文章，其中有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的《「官本位」助長學術腐敗》。陳文批評將科研機構負責人等同於官員的做法，使得有些人削尖腦袋往上爬；另一方面，行政主導色彩太濃，無法聘請外籍科學家來當研究機構領導。我看問題比這還嚴重，因為整個中國社會，惟官是尊、惟官是榮；純粹的學問，沒有多少人看好。學者工作稍有成績，就渴望獲得某種頭銜，虛實且不管。而上級主管部門，往往也把「封官」「定級」作為一種特殊獎勵。好學者本就十分難得，如何經得起這般「栽培」與「提拔」？我曾應邀到耶魯大學做學術演講，那裏的朋友告訴我，校方本想要著名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當副校長，但被他謝絕了。大家都說他很聰明。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潛心著述，對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要是在中國，我不知道有多少學者能抵擋得住這樣「致命的誘惑」。
先是金錢的壓力，後是名位的誘惑，對於大學教授來說，過了這兩關，才能談論什麼獨立與自尊。
原刊於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