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過瑞典許多次，這次才猛醒原來只到過斯德哥爾摩。開始認識瑞典，是元老級的Torsten Hussain，他是IEA國際教育比較機構的始創人，IEA後來成為一系列學生成就國際比較研究的主持，包括研究數學與科學的TIMSS、研究閱讀素養的PERLS，另外還有研究公民教育、電腦教育等等；是Torsten把香港帶入了這些國際比較研究，而香港在這些比較中都顯得頗為出色。Torsten年前過世，享年100歲；Torsten也是領先編寫世界上第一套《國際教育大辭典》的傳奇性人物。
後來到瑞典，是參加斯德哥爾摩大學國際研究學院的活動，那是所謂「比較教育」開始轉型為「國際教育」的開始，瑞典也許是帶頭採用這個概念的，以有別於沒有本土經驗而到前殖民地指手畫腳的英國傳統。這時的領袖是Ingemar Fägerlind，他的有關教育與國家發展的書，也是把「發展」這個概念擴充到經濟發展以外，而成為全球採用的教育宏觀概念的經典。這次很想見見他，可惜已經退隱，緣慳一面。
教育元老 領導潮流
最後一次應Ingemar的邀請到斯德哥爾摩很特別，是參加來自上海的一位博士生的答辯。筆者是海外考試員，稱為Faculty Opponent，直譯是「對質學者」。答應了邀請，才知道原來這位「對質學者」扮演重頭戲，由他開場做一個小時的論文撮要，因此筆者預備了50多張的高映機幻燈片（當年還沒有ppt）。然後要考生「答辯」，也是一個小時。
所謂「答辯」，是評論前面的撮要是否真確；然後是考生的導師補充；然後是3位主考的考試員（Assessor）輪流提問，又是一個小時——須知道，這是在一個大演講廳幾百人面前的對話。最後是聽眾提問，那可憐的考生，被煎熬了3個多小時。一早開始，完了已經吃午飯。是在午飯桌上，3位考試員決定考生是否及格，海外的學者沒有表決權；後來才知道，這是北歐院校引以為榮的傳統。這次瑞典朋友知道筆者擔任過「對質學者」，都不期然表現有點肅然起敬。
難民飆升 教育下滑
後來一次，則是大約10年前，美國Ross基金的女主人要去參觀她資助的斯德哥爾摩近郊的學校。在美國長島的Ross Institute，以文化多元出名，他們的學生來自幾十個種族，但是他們沒有引以為患，反而刻意把多元文化轉化為一種優勢資源，做出出眾的成績。瑞典從來就對難民開放，但是人數不多，世紀之交，開始有大量的移民。八十年代初到斯德哥爾摩，街上幾乎全部是白人；那次去訪問的學校，卻幾乎沒有一名白人——學生來自伊朗、黎巴嫩、柬埔寨……因此得到Ross基金的關注。街上也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種族，敍利亞難民潮出現，瑞典也開始緊張。瑞典與丹麥之間，開始有了邊防，其嚴重之處可見。
社會的文化也開始起了變化。初到斯德哥爾摩，坐地鐵，在月台外自助買票，沒有閘口就進站上車，也沒有稽查，絕對是一個信任（honour）社會。九十年代，設施一樣，卻多了稽查，還親眼看到青年（不是新移民）不買票在月台被抓；目前斯德哥爾摩的地鐵全部委託港鐵管理。也許，瑞典人因而對香港印象不錯。
最近的一次，是3年前，一個討論教師專業發展的論壇，專門介紹香港與新加坡，開始感到瑞典的自信意識有點動搖，原因很簡單，都是PISA引起的。眾所周知，PISA是近年膾炙人口的國際學生成就比較，最近的一次，2015年近70個教育體系之中，瑞典排在第28，與美國差不多。瑞典2003年首次參加PISA研究，但是十多年6次PISA的結果，瑞典的學生在一切項目裏面，節節下降；而一些關於學生學習動機的研究，又認為瑞典的學生缺乏努力。一些瑞典的學者認為這是一個警號，而又認為教師是關鍵，於是希望從東亞體系之中找到教師提升的範例。
這次則是瑞典一位著名的教育學者Tomas Kroksmark，在一位熱心的出版商兼慈善家贊助之下，主編了一本書（圖），描述東亞幾個儒家教育體系裏教師的工作生活。這本書剛出版，Tomas於是在瑞典3個城市：斯德哥爾摩、Jönköping、Malmö巡迴舉辦教育論壇，邀請中國、新加坡、南韓3個地方的作者作講座。
巡迴論壇，這應該也算是創新吧。3個城市的人不少，以前線的教師和校長佔多，3個地方合起來大約有400人，佔的比例不小。瑞典全國人口約1000萬，已經是近年因為移民飆升的結果。斯德哥爾摩是首都，市區人口150萬也是最大的校區。Jönköping是一個不大的城市，人口13萬多，已是第10大城市；到了那裏才知道，這是發明火柴的地方。Malmö，人口30萬，全國第三大，與丹麥只是一橋之隔，火車22分鐘可達。
全球衝擊 領先不再
都是前線的教育工作者，教師與校長，而以校長居多。都穿得頗為正規，聽講的時候非常認真，之後的互動，則聽眾顯得比較靦腆。主持人說，這裏的教育工作者不善於提問題；這倒是有點意外，在西方社會，還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的情景。
在茶歇（他們是咖啡時間coffee break），聽眾倒是非常隨和、開放、健談，這有點像中國內地——大家來，主要是聽；大庭廣眾，不多說話；會外趨勢非常健談。
問了許多位聽眾，都感到有改變的願望，但是又好像沒有人說得出要改變什麼。這是很少碰到的情況。在別的社會，人們會爭相訴說他們遇到的困境、難處，這裏的教育前線工作者好像說不出他們需要什麼，但又好像都覺得可以維持現狀。看過瑞典近年的教育改革文件，多數似乎比較空泛，「要辦好的學校」、「學校要有素質」等等，前線的教師也許就很難知道從何做起。
有些報告認為教師的行政事務太多，他們聽了講座，覺得這不是唯一發生在瑞典的問題；雖然要變，但似乎不是問題的癥結；他們普遍感到的是，我們的教師比他們更忙，中、港、韓、星，教師都很晚才下班。他們感到最強烈的是，我們這些東亞國家，學生的課外活動非常蓬勃，而瑞典學生的活動，都是家長在校外自費的。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分別，但談話之中，又不感到他們要模仿我們。他們普遍的情緒是「政府不變，我們很難變！」
感到奇怪的是，雖然是自願報名參加，但是除了主持的幾位學者，幾乎沒有其他教育的學者。據說，他們會認為，這與他們的研究領域無關。也沒有政府人員，他們說沒有這種習慣。
回來問問一些曾在瑞典學習的同事，他們的評論是：瑞典一直是強國，一直覺得自己處於領先的地位，忽然發覺原來情況有了變化，心態還沒有轉變過來。再說，在全球擔心經濟不景的時候，瑞典的經濟卻依然非常不錯，失業率很低，找不到人工作，沒有即時的社會危機。那種領先的習慣心態，就更加可以理解了。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