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韓、日、華人社會，可以說都是考試統治教育的社會。（亞新社）
上周談到中國內地的高中教育與大學入學，將會於2017年暑假以後發生巨變。變化的重點是改變大學入學標準，改變以往文科、理科兩類「套餐」格局而變成語、數、外之外，學生可以自由選擇三門課程（上海方案）。
如果大學也明白箇中道理，在收生的時候不再拘泥於傳統的科目格局，這將是很根本的一項改革，也必然對周邊韓、日，以及其他華人社會有其長遠的良性影響。
這個改革，是沿着近年內地經常提到的「以人為本」的理念。假如追溯歷史的發展，這個變化來之不易。從來，教育的目標總有「個人」與「社會」兩個方面的矛盾拉扯。
先說古代，中國古代，沒有現代意義的全民教育，大家誤以為教育便是科舉。這裏不再展開對於科舉的功過分析（本欄議過多次），但是科舉一個妙處是，把個人的「榮華富貴」、「功名利祿」與「治國、平天下」融合起來。
概括來說，叫做「功名」。所以古代的門生可以理直氣壯地追求個人的「功名」，因為個人追求社會上升，也是「匹夫有責」的「崇高」表現。
個人社會 如何融合
俱往矣！科舉畢竟只是為了挑選極少數的官員，與今天教育要遍及全民，目的截然不同。不過，科舉以文字素質作為挑選的主要機制，為後世留下了「考試」這個寶貝。韓、日、華人社會（應該加上越南、新加坡），可以說都是考試統治教育的社會。在這些社會，考試仍然被看成是社會上升的必然階梯，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應試文化」。
但是考試這個工具的使用，當然不止於上述的「筷子社會」。大概是1870年，英國頒行第一個 Education Act 之後，出現西方的全民學校系統，開宗明義以知識與技能作為基本要素，以考試成績把人類擇優、淘汰。
這也符合當時正值工業社會發展頂峰，必須把人類分類、分等，輸送到生產線的金字塔結構裏面，才能保障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分工明細、層次分明、組織嚴密、流程縝密等等的特點。
就像差利．卓別靈的默片《摩登時代》所描述，人變成大型機器生產線的附屬品。在工業生產的角度看，人類不外是社會生產需要的「勞動力」；從今天的角度看，教育變成一個切割和分化人類的機器。
這與中國古代的科舉有一點相似，就是挑選社會需要的人才，而不是為了照顧個人。不過，當時的社會需要無盡的廉價勞動力，在學校教育體系裏面被篩選出來的，也必然可以參加社會底層的勞動大軍，不會餓死。反正，大多數情況下，教育體系的設計不是為了個人的前途，而是為了生產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人力資本」為本體的教育經濟學。教育成為了一個投資項目，於是很快形成一種全球趨勢，各國政府爭相增加教育投資，因為這樣才會有全社會的回報——生產力的提高、GDP 的增長。其原因是由於全社會教育程度高（當時是以德國、西歐與非洲比較），人力資本雄厚，經濟便發展得快，教育的回報因而就高了。
從經濟學的原理，全社會得到的回報，也會應驗在個人身上的回報——教育程度高，終生收入也會高——對個人來說也是投資；More Learning, More Earning。與科舉一樣，學理上形成「個人」與「社會」的「公私融化」，自圓其說。
這種原理，至今不敗，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最有代表性的教育理念。許多國家的教育投資，大致都是奉行這個理念。因此，很多政府都是以國家的經濟增長、國際競爭力，作為發展教育的理由；不過，教育的投資，沒有即時的回報，是屬於「長遠投資」。
人力資本 教育投資
在不少國家，幾年一任的選舉架構裏，不少政府為了節約開支，往往向沒有即時利益的教育上面開刀。香港的教育在過去一段時間，教育開支停頓，也是因為純粹從短期的公共財政看問題。
源自蘇聯的中國計劃經濟，可以說是工業社會人類分工的頂峰。中國在文革以前、幾億人口的「人力規劃」，堪稱空前絕後，但也是最坦誠的「個人服從國家」的政策。
新加坡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她的經濟曾被稱為「governed market」（政府監控下的市場經濟）。直至上世紀末，在教育政策的闡述，毫不諱言在個人與社會之間，只有全社會發展了，個人才有前途。
不過，社會變了。蘇聯式的計劃經濟，似乎沒有出路；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不好景。除了難以逆料的經濟與財政危機，以及無法救藥的貧富懸殊，教育其實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本欄近年集中想說明的，就是這種前所未有的挑戰。
挑戰的核心，是由於經濟形態變了（從大量生產，轉為「量身訂造」、「少量多款」），機構形態也變了（從大型的金字塔，轉為「一站式」的、扁而鬆的小單位），引致個人與機構的關係也變了（由從一而終，變為不斷轉工轉行；從就業逐漸走向創業）。社會再也無法給予個人可測的、有保障的前途，個人因而也愈來愈不再期望和依賴長期的職位和行業身份。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正在發生根本的變化。
以人為本 釋放學生
在這種變幻、莫測、複雜、模糊（VUCA）的環境下，把年輕人塑造成某種特定的「勞動力」，就已經無法為他們準備未來，而且是妨礙了他們的發展。相反，現在的教育應該是盡量釋放年輕人，讓他們比我們老一代人強壯得多，方能讓他們迎接未來難以逆料的、更大的挑戰。如此，則年輕人個人的發展，變成是教育的首要任務。一個國家的個人都強壯了，國家才會強壯。看來沒有別的出路。
新加坡，在最近20年左右，教育政策的論述，就是從「國家為主」，逐漸轉為「國家與個人共同進步」，再轉到「首先發展個人」（引號是筆者的理解），似乎是悟出這個道理。新加坡絕對不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國家，但是把教育的重點放在個人的基本發展，而不是一時的職業需求，是一種與時並進的眼光。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從「服從國家分配」的教育理念，演化到「以人為本」的理念，來之不易。如果追溯過去幾年內地的討論，就會意識到，這個演變不是某種意識形態的抽象引導，而是無情的現實引發的理性結論。
最近在內地的一些論壇談到教育的目的，「人才」與「人力資源」的提法，已經逐漸給「以人為本」所替代。去年9月發表的《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以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為核心，分為文化基礎、自主發展、社會參與三個方面，綜合表現為人文底蘊、科學精神、學會學習、健康生活、責任擔當、實踐創新六大素養。教育的目標的改變，非常明顯。若能夠認真透徹實現，將是中國教育的一個大突破。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