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銀器所見皇室的菊花文化

 

菊花是中國名花，歷來以傲霜見稱，其色彩多樣，清芬淡雅，贏得「晚豔」、「冷香」等雅號。唐人對菊花的喜愛，不止於平民百姓，唐代皇室與貴族展開的活動也是政治上的巨大助力。時至今日，中國人多把黃菊、白菊局限於喪葬禮儀，逐漸忽略了菊花在唐以前的生活聯繫。與中國一水之隔的日本，自奈良、平安時代導入唐風，無論城市、建築、律令、衣飾、飲食、書道諸物質和非物質文化，皆完整地保留在傳統細節之內。對菊的尊崇與理解，便有着直追中古的情懷，連結於皇室規範。日本人一直認為，鐮倉時代（1185-1333）的後鳥羽上皇特愛菊花，於是把菊花作為自己的印記標誌。以後幾代天皇一直沿襲此傳統，把菊花作為皇家的紋章，還強調南朝皇室擁16瓣菊花紋，北朝皇室則以32瓣菊花紋自號。

 

 

 

現今日本皇室的徽號，是正面16瓣另加底部重叠的花瓣設計，仍見承襲於北朝皇室的痕跡。雖然號為「十六八重表菊」，但筆者無論怎樣計算，都應該是十六瓣再加底部一重而已，不離32瓣的原意。而且，上述說法出處不詳，一般只知在後鳥羽天皇之前，日本人已經受唐文化影響，漸而喜愛菊花。唐代德宗貞元至武宗會昌時期，嵯峨天皇（786－842年）也大力推行唐化政策，將重陽節定位宮中的年中行事。《淩雲集》中便收錄了嵯峨天皇的詩句，內中題有「九月九日于神泉苑宴群臣各賦一物得秋菊」，其中記「旻商季序重陽節，菊為開花宴千官」的詩句，當知宮廷的菊花宴流盛行於唐代。

 

 

考鐮倉初期的《北野天神緣起繪卷》中，醍醐天皇賜給被貶的菅原道真的箱子外側，就是菊花的圖案。後鳥羽天皇愛菊，親自在鑄刀上刻上十六瓣菊紋，代表自己在位。自此以後，菊花正式作為日本皇室的專用紋章。從後鳥羽天皇的生卒年來說，已經是中國宋朝時候，接收唐代的遺風尚多。宋人吳自牧的《夢梁錄》便載：「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於酒飲之，蓋茱萸名『辟邪翁』，菊花為『延壽客』，故假此兩物服之，以消陽九之厄。」也就是說，大家都相信把摘下菊花釀酒，有延年益壽之用，它與辟邪的茱萸，於節慶中扮演着趨吉避凶的作用。在宋元瓷中，以菊花紋為題的茶碗也漸次普遍，反映菊花之物廣涉人民精神生活。

 

 

 

早在漢代應劭《風俗通義》裏，菊花的藥用神效已被發現，其謂：「南陽酈縣有山谷，谷中水甘美。其上有大菊，水從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30餘家，不復穿井，悉飲此水，上壽百二、三十，中壽百餘，下壽七、八十者之大夭。」故《神農本草經》將菊花列為上品，指出「久服能輕身耐老」，將之釀酒是不二之選。《西京雜記》又謂：「菊花舒時，並采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菊酒延壽的功能，時間上與重九辟凶的節慶觀念微妙結合，使它成為皇宮必備的「長壽酒」，當作滋補藥品，相互饋贈。平安朝廷深受唐代菊花文化影響，亦以舊曆九月為菊月，透過「重陽節」、「菊花節」為背景，用「菊花杯」盛「菊花酒」，設「菊花宴」來驅除邪氣，祈禱長壽吉祥。觀察盛唐菊紋的器物，應可增加在這方面的說服力，當中不能不提古月堂所藏的鎏金鳳舞紋菊瓣銀盤。

 

 

該銀盤口徑寬23釐米，圓足直徑11釐米，底部至碟頂高3.5釐米。特別之處是以菊花為圖案，以凹凸有致的32朶花瓣完成整個圓形周邊，並以菊瓣上闊下窄的規範方式，把紋刻自然收束於中心範圍，銀盤中部有一鎏金鳳，雙翅伸張，鳳首朝天作鳴叫之狀，雙足屹立於一組祥雲之上。為展示底部範圍，金鳳周邊還特別飾以連珠紋，形成徽章式的外圈。

 

 

 

在唐代前期的金銀器中，常體現出兩種特徵：其一，在較厚重的器壁內，採用多重等分的裝飾手法，以突顯中心的鳥獸形象，此種十多區以上的間隔分劃，只有在金銀器生產量尚少的情況下，才能如此進行細緻工序；其二，它具備6世紀以來中亞、西亞的金銀器作風尚，喜歡以圓框突顯各種動物的主題，類於何家村發現的銀鎏金碟等「飛廉」圖案，更嫻熟地混入中國耳熟能詳的瑞鳥紋飾。飛廉是唐代頭身似鹿如馬，身上長翼的瑞獸，在唐代武惠妃墓的石刻內均刻有類似形象。「四神」中的鳳鳥，在唐代器物中更多代表后妃身分，常與皇帝的真龍形成一組對比。唐前期女性政治特出，自武則天、韋后以來也產生了不少女主，玄宗即位才開始收復李唐皇室的權力。長安城南興化坊遺址發現的何家村金銀器窖藏，包羅了唐代玄宗至德宗時代的珍貴器物，觀察銀盤與此類金銀器的關係，至能反映唐代器物文化的階段特色。

 

 

 

唐玄宗治國初期，雖謂盡量裁撤前代奢華之風，開元二年（714年）七月他下令：「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又下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採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資治通鑑》卷221開元二年七月條）此等命令看似嚴謹，但隨着盛平日久，許多節日的新規舉，又圍繞皇帝活動應運而生，好像千秋節、菊花節之類，與京城臣民共樂時，少不了金銀用度，藉此炫耀皇室的尊貴地位。

 

古月堂的菊形銀鎏金盤，澄清了日本皇室徽號的紛紜傳說，多達32瓣的菊花製器，至少在唐前期已經實現，其作意當與菊花之吉祥延壽，具有莫大關係。唐初以來，中國文化全面導入中世日本，對唐朝32瓣的菊紋形制不可能毫無概念認識。日本在文化複製的過程中，鑒於一種創制上的折衷，由此演成兩重各16瓣的方案，也是不無可能的。日本經歷漸形混亂的南北朝，天皇權力已一去不返，繼由幕府體制所操控，惟國勢愈走下坡，維持朝廷舊有制度之心愈為強烈。由此觀之，日本南北朝天皇所以高舉32菊瓣的皇家徽號，或可視為強固其承傳有序的文化正統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