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面臨的金融挑戰

 

 

我們必須開始稅政改革。稅政改革其中核心的部分，是要調整稅的結構。我主張的結構是4-4-2，就是針對勞動的課稅應該佔40%，針對資本利得資產持有40%，剩餘的佔20%。我主張4-4-2，再也不能8-1-1了。如果還是8-1-1，人民幣怎麼可能沒有貶值基礎呢？稅政改革必須下決心了，這才是我們要做的事情。如果說我們跟美國的博弈是怎麼博弈，不是在海上，不是在天上，而是在稅上，看誰能把這個做好，這才叫是真正的博弈。

 

關於金融管控的問題，國內的一些學者專家們老是認為，美聯儲是私人機構，它是控制在華爾街，控制在共濟會，或者控制在誰手上的一個私人機構。他們印鈔，他們可以多印，他們可以通過印鈔來向全世界征鑄幣稅，後邊還有一些陰謀論的東西。有一個根本性的因素，就是美元是受到美國憲政約束的，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同時，美元及其相關聯的那些金融行為，也是受到限制約束和法律制約的，這是非常重要的。看不到這一點，你就不能真正理解美元，特別是強美元，同時看不到這一點，你也不可能知道我們現在人民幣問題在哪裏。

 

我們必須對人民幣的發行進行憲政約束，我們必須對整個中國的金融行為，進行嚴格的憲政和法律的約束，上升到政治高度，就是我們必須遏制資本的權力邊界，必須遏制資本對其他領域裏邊的侵犯。其實連孫中山都知道要遏制資本，這毫無疑問是一個國家管理水平的標誌，它也是一個文明的標誌，有些事情是不能交給市場，不能交給資本的。如果你非要把它交給資本，讓資本僭越中國的主權，就是僭越人民的立法權，僭越行政管理權，甚至僭越司法權。立法，司法行政全部僭越了，這就不叫改革，更不叫開放。在憲政和法律範疇之內，對貨幣發行以及對金融機構和金融行為，進行嚴格的監管，是我們應對挑戰所必須做的。 

 

如果不能通過稅政改革和加強金融管控，來迅速的降低中國資本利得的瘋狂程度，不能將資本利得通過國家行為水平轉移，給普通的勞動者變成普通國民的福利，我們就不可能完成再工業化，也不可能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它不是挑戰，不是博弈的問題，這是我們的初心。我們作為中華民族的初心，就是讓老百姓過上好生活，是我們的初心，是我們目標和理想。當然，它同時也是我們應對外部挑戰的重要手段。在稅政改革的同時，還要大幅度的降低我們的制度成本，其實這個事情2012年就應該開始了，只是我們整個的制度成本上升的太快了。 

 

 

在處理稅政的時候還要多加一句話，就是我們要注意稅賦的廣義和狹義，香港的名義稅賦或者狹義稅賦很低的15，但廣義稅賦很高的70，是因為超級地租。還有一些保障性的。這種收費導致整個的居民的廣義稅賦水平非常高。現在也是同樣的問題。普通居民就是生活在中產以下的部分，中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以下的部分，他們的廣義稅賦太高，高端人群稅賦反而相對很低。如果真的理解了廣義稅賦、廣義財政、超級地租的話，其實我們稅政改革的方向、方法和思路是非常明確的。所以在稅政改革中，我們再次強烈建議，向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實行累進制稅賦，也為了捍衛人民幣。所以我們希望盡快的出台離境稅、贈予稅、遺產稅，哪怕稅率可以是低的，甚至可以不累進，但你至少要有。當然，為了公平起見，還是應該累進的。總之，就是沒錢的，就不用交了；錢少的，少交一點；錢多的，得多交一點。 

 

在資本管控方面，我們不能在市場環節管控的話，我們就必須在分配環節把它做好。因此，稅政改革也是對金融管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美國已經開始再工業化，而我們正在去工業化，建議再系統再完整。如果建議不能形成全民共識和領導的自覺，建議是沒有意義的，確實讓人感到很痛苦。 

 

這個稅政改革和金融管控，是面對挑戰的這兩個重要的支點。無論如何都要將宏觀經濟調整做的相對好一點，這不一定非要叫供給側結構性，就是將整個宏觀經濟結構調整到一個相對合理的水平。先不討論外部挑戰，我們必須完成我們自己的工業化進程。完成工業化進程，是人民幣在一個合理的估值區間，形成一個歷史的均衡，那麼我們可能在未來的挑戰中，有可能處在一個有利的位置。

 

作為一個應對的策略，其實在人民幣的這個管理方面，人民幣合理的價格，我們現在是在6.9到7之間。如果我們進行精算的話，它的合理估值在哪裏呢？第一，要討論的是人民幣的合理估值在哪裏？這個問題其實非常重要。第二，最有利於中國進行結構調整的人民幣估值，應該是多少？第三，對社會穩定，或者是對社會各個階層比較平衡的這個彙率估值，應該是多少？總之，我們要有一個思路，就是因為你不可能是一個固定數，因為它是一個交易結果，那我們應該有區間概念，就是人民幣合理價格，在一個什麼樣的區間是可接受的。也就是人民幣貶值，貶到哪就是底了，那個不能再觸碰了，因為到了那個地方，就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的問題；頂在哪裏就到這兒，我們就要控制了。 

 

人民幣的一個合理區間在哪裏？實際上，因為我們國家已經是一個最主要的商品輸入國，特別是對大宗商品的需求，這個量很大，而且具有依賴性，比如說對石油能源，比如說對蛋白質，對食物，對糧食，都有比較大的這種依賴性。一個貨幣的合理區間，會使我們能夠比較好的控制國內的通貨膨脹，也同時可以相對地做好社會維穩工作。因為通脹實際上是穩定的一個重要的管理性因素。所以對區間的理解，就變得非常重要。

 

 

第一個建議，必須意識到整個的全球經濟在向哪裏轉。我們不是說美元轉強這麼簡單，可能是從美國和歐洲，他們在重復100年前威爾遜的那個動作。威爾遜那個動作，別人叫民粹主義，其實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實際上，他們在遏制資本利得。在遏制資本利得同時，在增加國民福利。同時在迅速的完成或者是在進行工業化。對這個大的歷史，其實要看清楚，我們要跟隨這個趨勢，而且我們要做的比他們更好，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為國家治理，不能全部進入微觀細節，一定要在宏觀、方向上、趨勢上面，一定要做對。

 

第二個建議，決定我們未來的，決定經濟未來，決定人民幣未來的，不是外在因素。外在因素影響會很大，但主要是我們的內在因素。其中我今天只講了兩個，一個是稅政，一個是金融管控，如果這兩件事情做到了，在技術上控制人民幣一個區間是沒有問題的。如果這兩條做不到，通過央行或者外管局想控制人民幣在某個區間，那是不現實的，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這件事情希望有共識，也希望那些專家和學者們用良知說話，不能再誤導了。既不能誤導民眾，也不能誤導領導。 

 

第三個建議，普通老百姓在大變革，要有自己的一些辦法。既有對抗、對衝的辦法，也有一些生存的技巧。但就算是吃瓜的群眾，也有責任，也有義務，也應該不僅僅完成個人避險，還是要推動社會變革，因為大家推動變革的本身，讓社會整體進步。國家處在一個好的狀態，是對自己最大的保護，是風險最好的對衝。所以，還是希望大家能夠站在更宏觀的立場上，以及更高的一個高度來看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