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派為主的治港方略

 

 

鄧小老作為睿智幹練的政治家，除了提出一國兩制這一轉禍為福的構思外，更對這一構思的落實進行多方面的籌劃。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治港方略。1984年10月3日鄧小老接見香港國慶觀光團時發表政策性談話，認為治港的港人應以中間派為主，右派也要有一些，左派則盡量少。鄧的這篇談話收入官方正式編輯出版的《鄧小平文選》中，是作為中共指導思想的鄧小平理論的正式表述。

 

以中間派治港的思想表現了鄧小平落實一國兩制構思的真誠態度。因為只有中間派才能在思想意識和政治取態上保證香港的制度長期不變。對於右派而言因為與共產黨有歷史的過節，自然不可能以之為主治港。左派治港因為思想定勢，會情不自禁地把香港帶入中國的一制，而且在觀瞻上會使人懷疑一國兩制是否真正落實。

 

因為中國實行的是與世界主要經濟體不同的政治制度。保持香港的制度很有必要。對於中國，對於香港，對於中國與主要經濟體之間的關係很有好處。一方面，香港與世界主要經濟體有相同的制度與生活方式，在各個層次交流方面沒有障礙，美國就是因為香港保有不同母體的一制而訂有香港法案，在很多方面把香港與內地分別對待；另一方面當一國兩制切實落實，香港一制得到充分保證時，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提高，國家認同增強，自然促進中港和諧關係，從而有利於中國的利益。

 

 

香港在過渡期及回歸後的實踐證明鄧小平的遠見卓識。因為中港實行不同的制度，無可避免存在制度之間的張力。如何舒緩這種張力，是一國兩制成功的關鍵。中央政府掌握著舒緩這種張力的主導權。簡單地說，中央政府有兩種選擇：那就是容忍香港按照以往的軌範運行，不刻意以各種藉口或手段改變香港；相反把一國兩制的承諾只當作策略使用，不認同香港的價值，不惜以鬥爭手段實現所謂真正的回歸。

 

鄧小平中間派治港無疑是解決這一問題的一把鎖匙，是打開一國兩制成功的關鍵。真正落實這一方略將表明中央政府不在香港實行以意識形態劃線，讓自己超越於香港內部的利益關係，全力支持香港在原來軌道上發展。

 

實際上，在香港所謂中間派就是香港市民的大多數，是香港的主體。在香港社會，因為自由，法治與市場經濟制度早已深入民心，成為社會核心價值。因此香港社會對很多事物都會以這些價值進行衡量，很多情況下都能形成共識。如果不是刻意顛複這些價值，香港其實會是一個和諧的社會。

 

很明顯中間派從意識形態而言，並不認同社會主義。要讓中間派為主治港對中央政府而言是一種挑戰，必須具備極大的寬容氣度；同時要具有能夠駕馭國內政治勢力的能力。因為國內政治一向有以左為尚的積習，寬容易于被左派攻擊。從香港八九十年代的繁榮與對中國實現最大的價值，以及一國兩制受到全球交相稱譽乃至回歸初期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的正面評價，對本身中國人身份認同的提高，可以從正面看出這一方略的正確與成功

 

 

1997年香港回歸，鄧小老的一國兩制進入實踐階段。非常可惜鄧小老在那一年的年初辭世，未及看到他天才構想的實踐。香港回歸後的管治人選與班子基本上由鄧小老指定的第三代核心張羅。在相當程度上也有中間派為主的印記。同時中央政府也盡量不插手港府的管治。中央政府在港設置聯絡機構，主要管理中央在港的各類機構。中聯辦首位主任姜恩柱甚少在公開場合評論香港事務。一國兩制按照鄧小老的謀劃可以說有一個好的開端。

 

非常可惜，首屆特區政府所托非人，人謀不臧。首任特首沒有政治歷練，無法駕馭作為國際都市的香港複雜的局面，尤其是在經濟金融政策層面嚴重出錯。一項每年八萬五的建屋政策，在金融風暴已經肆虐的時刻推出，對香港至關重要的房地產市帶來毀滅性的打擊。香港社會人仰馬翻，無數香港市民半世積蓄化為烏有，還要揹上巨債。是以社會動蕩，群情洶湧。本來這是個別人能力與識見的問題。中央可以通過問責讓他下台，另選有能之士接任。雖然特首不濟，會影響負責選人的中央政府聲望，但厲行問責足以作出彌補。可惜北京雖然採取行動，讓特首腳痛下台，但同時認為北京應該組織自己在香港的政治力量，直接參與香港政治。這在相當程度上是放棄鄧小平中間派治港的方略。結果使中央政府不再是超越香港各政治勢力利益的仲裁者，而陷於不必要的香港政治糾纏之中。甚至成為香港一些政治勢力尋租謀利的對象。

 

中央政府出現治港方略的改變肇其因自然是特首能力不濟，香港民怨沸騰，瀕於失控。這是大家看得到的現象。設使當年特首能力高超，能帶領香港社會越過險阻，克服金融風暴的困難，一國兩制或會以鄧小平繪就的藍圖實施。但是為什麼中央政府要下換特首又親自落場這般雙管齊下的猛藥呢？這就和中國內部政治格局關聯極大了。這一點極少為香港觀察者所論及。

 

 

2005年首任特首已混不下去，換人是中央的唯一選擇。但是中央親自落場參加香港的政治遊戲，連井水河水的區隔也不要，則明顯過猶不及，用力過猛並種下後來看到後果的根苗。北京選擇一位英國人悉心栽培的能吏作替代特首隱然見到中央政府的政治智慧。在當時情況下，這樣的安排已足以穩住香港局勢了。中央政府再下此親自參加香港政治這劑猛藥，則與當年主事人即執政黨黨首的弱勢地位有莫大關係。

 

當年執政黨黨首可以說是紅色中國建政以來，官方正式繼緒序列中最弱勢的首腦。按照鄧小老的核心序列，毛鄧江為第一至第三代核心，現任總書記也是中央全會確立的核心。只有第四代領導人執政十年與核心完全無緣。在任之時，人們一直以聯業經理人視之，以區別於紅色家族的繼體守文的正統接班人。在十年執政期間，上有第三代的核心，外有根正苗紅的紅色家族，第四代黨首根本沒有君人氣象，簡直謹小慎微的小媳婦。

 

從紅朝建政開始，香港政策尤其是其迴旋空間的大小與當政黨首的強弱有莫大關係。毛主席主政時一切內政外交他一人乾綱獨斷，不須向任何人交代解釋。香港政策也不例外。毛以香港作為封閉的紅色中國對外管道這樣的戰略角色，不管內外如何議論乃至攻忤全不為所動。上世紀60年代，世界性反殖運動正殷，印度收回被葡萄牙佔據的果阿，蘇聯乘機譏諷中國的港澳政策，毛主席根本不加理會；文革中那些火燒英代辦處的造反派頭頭還不是都進了監獄？對香港而言，毛主席的政策最為寬鬆。要是新界租借條約提前30年即在毛當政時到期，毛會怎麼樣處置還真是只有上帝才知道答案的喲。很明顯，1967年中國的國際態勢比1949年更需要香港這個對外的戰略管道。在毛主席的思維中，戰略角色高於條約年期，這是沒有疑問的。他老人家不止一次用和尚打傘自況。

 

第二代核心鄧小老雖也是強人，但強度難望毛之項背，在某種程度上鄧當政時期的格局是幾大元老共和，鄧必須買他們的帳。香港政策也需要向他們交代。這樣香港政策自是比毛的時候收緊。

 

第四代黨首因為最孱弱，他的香港政策受到極多掣肘，迴旋空間極小。香港如果出亂子不管大小，都會使他受到巨大壓力。舒緩壓力的可行之道就是加重政策力度，保證不出意外。那就是自己落場使可控性提高。至於長遠的負面影響也顧不得那麼多了。選擇親自落場可以爭取強硬派，毋寧說是左派的支持。執政黨的激勵機制一直是向左方傾斜的。加強控制，一切以我為止，以鬥爭為主在執政黨內更有市場。弱勢黨首下香港政策在當時條件下，出現這種轉變是順理成章的。